自治市法律地位刍议

民族自治地方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治地方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原因之一是宪法和自治法没有赋予自治市以自治地方的法律地位。宪法和自治法赋予自治市以自治州、自治县同样的法律地位,是自治地方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     

关于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对內蒙古东部四盟市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蒙东四盟市与东北三省山水相连、文化相同、人缘相亲,在人才、技术、自然资源等诸多方面有互补性,奠定了合作开发的基础。振兴东北,拉动内蒙,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要求。三省一区联合互动,必然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会带动东三省和蒙东四盟市的新一轮共同发展。     

试析英国割占中国香港的外交政策及其特点

文章主要阐述了英国割占香港这一对华政策及其特点,首先,从中国割占一块领土(香港)本身是英国长时期对华外交的既定政策和目标。其次,英国处心积虑三次割占香港是其在华占领一地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再次,英国割占香港的外交手段随着各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和环境变化发生着相应的调整和变化。最后,在割占香港的过程中,为与其他国家争夺在华权益,英国传统的“均势外交”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民族风俗习惯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十四

民族风俗习惯政策是我党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本文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民族风俗习惯政策的提出和发展的过程 ,论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民族风俗习惯政策的发展和完善过程     

历代古籍中透析出的锡伯族族源、族称

锡伯族族源、族称 ,历来为各民族学者与史家所重视 ,观点也不相异同。本文从地名信息的活化石角度探讨了锡伯族名称的语源。认为锡伯族称其语源即蒙古语之“锡窝尔” ,其语义亦即“森林”     

对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再思考?

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认识是否可信,一直是史坛争论的焦点。《说文解字》、《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导论》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而事实上,过去的一切皆为史;而历史认识也只是相对真理,历史实际的纷繁复杂性、史料的不完整性和待考究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都决定了不能完全认识历史。但历史认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茶典籍翻译中的互文关联与模因传承--以《荈赋》与《茶经》的翻译为例

互文关联与语言模因的传承相辅相成。在两者的互动中,新的词语表达得以接受并被复制进新文本,促进了语言模因的生衍发展。源于同一语域的茶典籍具有超强的互文性,其共同主题使文本中很多模因呈现复合体状态,形成强势模因,其共核的外缘在不断扩展,展现出茶文化的内涵与发展。以晋代诗文《荈赋》的翻译为例,探讨了如何通过追溯唐朝《茶经》中所包含的互文线索,使《荈赋》译文与茶文化模因“共核”保持一致连贯,同时以适当调整其翻译的“外缘”,使模因在英译本这一新宿体中与时俱进,致力于让传统茶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双向祛建制性”与乡村天主教血缘家族一体化——来源于冀中赵村田野经验的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天主教的传播没有产生像欧洲社会那种瓦解替代血缘家族组织的社会后果,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与血缘家族组织发生了特定模式的融通。对此,本文通过呈现生活于河北赵村骆姓天主教皈信者,对其血缘家族关系与天主教教友的双从身份关系的一体化处理过程,来展现他们身为教友又属同一家族的事实。并认为,总体性公共秩序的民族国家转型,对均具有政治潜能的传统家族与制度性“教会”所进行的双向消解的祛建制性过程,提供了这种一体化的制度条件。在这一意义上,继承19世纪末以来由强大行政力量推动现代化特征的当下国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设计仍将起决定作用。     

媒介演化与社会性格的变迁——基于大卫·理斯曼社会性格理论的媒介学解释

媒介与社会性格形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性关系,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其著作《孤独的人群》中探讨了历史文化变迁中社会性格所存在的深刻复杂性,其中就已经涉及到了媒介变迁与社会性格转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尝试在理斯曼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新近发展出的媒介研究理论,将媒介技术特性与社会性格转化之间的关系加以主题化,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术问题,并试图对理斯曼提出的所谓“传统导向性格”、“他人导向性格”与“内在导向性格”等社会性格的媒介形塑原因作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