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回族驼运业的调查与研究

伴随着自元代起始的徙居,地处丝绸之路孔道的新疆回族便开始了远距离经商贸易活动。作为集货物运输与商业贸易为一体的商旅组织,回族驼运业随丝绸之路的兴衰而消长。到民国后,回族驼运业迅猛发展,在新疆驼运业中,规模最大,经营活动范围最广,资金最雄厚,社会影响最巨。本文依据田野调查资料及文献记载,对新疆回族驼运的组织与功能、通商路线与营运货物、驼运业兴起的原因及驼队的演变、新疆回族现在的经商运输情况等,作了系统论述。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政策的理论思考

本文从边疆政策的历史沿革、"兴边富民行动"的历史背景、政策取向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兴边富民行动"政策的作用和意义。     

现代文学的“游子还乡”题材

现代文学中“游子还乡”模式演变 ,由传统的大团圆嬗变为归乡再度离乡。归乡源于知识分子的启蒙冲动 ,再度离乡则因其未能达到民众的官财双重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主体性在乡间无法确立 ,启蒙价值难以实现 ,不得不再度离乡 ,在寻找中保持其独特性     

FEPA-金融时间序列自适应组合预测模型

本文报告一种金融时间序列预测的信号分析、信息融合与智能计算组合模型,简称FEPA,由针对金融时间序列（FTS）信号分析的经验模态分解（EMD）、用于数据降维的主成分分析（PCA）和用于非线性建模的人工神经网络（ANN）三部分组成。该模型首先应用滑动窗口截取原始金融时间序列最近期数据集,应用EMD分解算法把数据集分解成不同尺度的本征模态函数（IMF）,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将分解后的数据降维,提取最有信息量的特征;然后将这些特征输入到神经网络进行组合预测。本文提出的组合预测模型FEPA是基于分解-提优-合成的信息融合思想,有效提高了预测可靠性。其创新点在于：1）首次给出了EMD算法的结构化表达,提供了今后融合更多信息的算法接口;2）通过多步长预测输出深入研究EMD分解的有效信息结构;3）通过切换到更细时间框架来处理EMD的端点效应,并探索了两级时间框架下的预测效果;4）给出了金融时间序列组合预测模型的一般性架构,具有可升级性和可扩展性。并且通过滑动窗口EMD使得实证更能切近实际。通过在沪深300股指和澳大利亚股指上的实证,结果表明FEPA预测模型在沪深300股指日线和15分钟线上的预测命中率高达78%和82%,在澳大利亚股指日线上也达到了74%的命中率,经比较,明显高于文献中常见的5种模型。     

转型期农村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弱化的制度性因素

学校教育制度应该促进农村学生的向上社会流动,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教育制度以城市教育为中心,优先发展城市教育,以"市场能力"和学业成绩作为学校选拔规则,以及重点学校制度对农村学生获得高一级教育机会的制约,导致了对农村学生的"教育排斥"。教育制度的城市化、市场化、精英化取向是转型期农村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弱化的制度性原因。将现阶段农村教育主要功能定位于促进农村学生城市化和社会地位升迁,确立教育制度的正义原则,实现对农村学生的"差异补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思路。     

中国黄金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研究

黄金期货在国内上市三年有余,其价格发现功能发挥如何?本文利用上市以来的972个黄金期货和黄金现货样本数据对黄金期货市场功能发挥情况进行了量化研究。分别采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黄金期货市场已经渐渐发挥其价格发现功能,但并不十分显著,究其原因,与交易制度密切相关。     

我国统一货币政策调控的区域效应非对称性分析

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国资产迅速扩张,外汇占款成了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渠道。由于各区域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存在差异,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的效应可能存在差异。通过对我国2004年第1季度至2011年第2季度央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操作在不同区域的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认为对东中西部应分别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     

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联手运用的智慧——《逻辑的社会功能》读后

(1)形式逻辑(分析理性)的渊源:它从古代论辩术中分离出来,其核心是推理的法则。(2)黑格尔辩证逻辑(辩证理性)的渊源:(a)它直接源于康德的先验逻辑与二律背反(Antinomy)。(b)可进一步追溯到古希腊辩证法的两支:赫拉克利特的生成辩证法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辩证法。(3)辩证逻辑绝无反形式逻辑的特性!那只是假象。(4)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联手,是化解社会矛盾和科学上悖论的强有力的思想工具。     

浅析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的经济功能

由于近现代回族报刊中并没有专门的经济类报刊,因而普通报刊的经济功能被开发出来,对广大回族企业和相关经济活动起到了较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诸如《边铎》《天山》《晨熹》等一系列回族报刊的出现,其中所描述的经济行为,所解析的经济政策等相关内容不仅提供了重要的回族经济史依据,而且还在客观上也大大缓解了当时回族聚居区的经济压力,刺激了当时回族产业的新模式的生成,并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区的繁荣,从而协调了部分政治性矛盾,进而推动了一些文化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