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小说创作的思考——论影视影响下的创作主体和小说主题

大众文化的兴盛带来了影视的繁荣，影视的繁荣直接影响到当代的小说创作，作家们的创作观念与创作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创作时更加重视小说的通俗化和可读性，自觉地追求小说的影视化效果，小说的主题由原来注重对人类复杂的心灵图景和精神世界的探索，而转变为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书写人的本能，展示人的欲望，内容平庸，主题变得朦胧、肤浅。因此创作主体在影视文化的夹缝中保持自己文学创作的独特性，维护独立的文学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高校英语课堂开展影视教学的利弊分析

结合教学实践,对高校英语课堂开展影视教学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认为使用原版英文影视教学为已经具备一定词汇量和语法常识的大学生创造了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解决了听力资源有效性的问题,是学习英语文化的新途径,并为课堂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词汇的积累。     

梁实秋事件：抗战议题设置与“学术民主”的缺失

梁实秋事件得出的教训,除了议题设置一方没严格按“学术民主”的程序出牌外,其在大众文化传播学意义上的教训必须深刻检讨。这就是：在大众媒介的强势宣传之下,如果掌控舆论强势的一方对不同意见的另一方面施加强大的政治情绪威慑力,并形成指导性主流压力,那么弱势的一方就会感到恐惧和孤独;由于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于是他就只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向主流意见屈服,一是继续孤独、顽抗下去,最终落荒而逃。     

文化创意产业视角下的山东影视业发展对策

文化创意产业浪潮为山东影视业带来机遇与挑战。山东影视业既享有政策扶持以及体制改革、内容创新所带来的广大发展前景,也面临来自自身及国内外同行的挑战。只有在理念、体制、内容等方面不断创新,山东影视业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核心要素的鲁剧创作要实现不断创新与跨越式发展;作为资金保障的投融资渠道需拓展,体制需完善;作为未来发展重点的后影视产业开发更亟需借鉴与创新。     

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

文章依据详实的资料 ,概括了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类型电影与作者的共生--以好莱坞印度裔导演奈特·沙马兰为例

出生于印度的导演奈特·沙马兰是当代好莱坞的一个外来者。然而,他不仅成功进入好莱坞体制,还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以其前期最重要的四部作品为例,挖掘类型电影的成规和作者的表达以及两者对话、融合、共生的方式,肯定了类型电影对作者创作产生的积极作用,并反观个人在类型电影中自身表达的空间及其价值所在。同时,在发展类型电影是民族电影市场化出路的时代背景中,如何在文本层面兼顾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沙马兰的创作经验也能给人以启示。     

上海法租界电影审查制度述论（1910-1943）

以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等为研究方法,考察上海法租界当局与电影业的关系。爬梳法租界管理电影业的档案可以得出：法租界存在着电影审查;法租界警务处和公共租界合作成立联合审查机构,维护法租界的安全秩序和租界的根本利益。这些考察能够填补上海法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研究的空白,以新的视角研究审视上海近代电影业的繁荣发展。     

俄国形式主义美学对于电影研究的贡献

俄国形式主义美学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电影研究也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电影艺术的独立地位、电影技术、电影的大众化、电影的本体认识等方面。这些贡献不仅对于当时的电影研究起到了开创性作用,而且也对于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和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对“明星制”的突破

电影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崛起为广受国人欢迎的大众艺术,为近代中国女性步入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到20世纪30年代,电影女明星成了上海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明星制”成为一时之风。针对“明星制”的弊端,左翼电影采取多种措施,对其予以批评并试图突破其藩篱。但宥于当时中国电影发展之现实,“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     

影视动画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实现途径

影视动画作品因生动、直观的特点深受观众的喜爱,其思政教育功能也具有较其他载体所无可比拟的优势。我国的影视动画作品一直都肩负着思政教育的功能,通过资料收集和整理指出不同时期我国影视动画作品的思政教育功能及其表现,并通过分析近年的国产影视动画作品资源,得出目前作品教育功能弱化这一论点。针对思政教育功能弱化的具体表现,探讨了创作者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强化影视动画寓教于乐的功能,尤其是对未成年人价值观教育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