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学唱歌集》到《音乐小杂志》——李叔同音乐事业的起步与升华

李叔同于1905年编《国学唱歌集》,是其音乐事业起步的标志,而次年他在日本编辑出版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则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升华。研究李叔同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思想,必须追溯《国学唱歌集》的出版和《音乐小杂志》的创刊。这也是研究李叔同音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试述我国古代文娱观念的嬗变

文娱观念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对文学的一种社会功能认识,文娱观念的确立与嬗变也影响着我国古代各类文学创作,使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本文拟对中国古娱观念的确立与嬗变进行简要归纳与理论梳理,以期把握文学发展的某些脉络,检讨中国古代文娱观念与理论的得失。     

论唐宋八大家文章哲学观

唐宋八大家“文所以为理”、“辞事相称”、“言能尽意”与“言不尽意”、“绚烂之极是平淡”、“文以神志为主”、“文以行为本”、“文有定价”等所说的是文章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他们对文章存在方式、语言与思想、文章发展的内在根据、文章主体性、文章伦理、文章价值评价等文章哲学问题的反思,基本上囊括了文章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中国古代文章哲学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读赵树理的小说观念

赵树理虽然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传统小说观念,但他的小说创作的目的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社会启蒙。和"五四"小说观念比较,赵树理超越了"五四"小说观念欧化风影响下的不注重读者接受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他更关心自己的小说是"为什么人"的。与建国初期"颂歌"式小说观念比较,赵树理执著地坚持为农民而歌的小说创作,坚持创作源自真实农村生活体验的"问题"小说。赵树理非常重视民间文学,他剔除了其中封建落后的思想倾向,吸收了其中明快幽默的叙事艺术技巧。所以,赵树理的小说观念是一种本着通俗化、大众化目的的兼容并蓄的小说观念。     

新世纪大学道德教育新理念研究

推进大学德育创新是新世纪高校德育面临的重要课题。德育理念创新是大学德育创新的先导。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发展信息化、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新世纪大学道德教育应确立以下新的理念:德育为先,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德育应具有开放性、服务性,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等等,以促使德育过程系统化和德育终身化。     

创新是高校学报持续发展的不竭之源

高校学报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知识经济、市场经济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想拓展发展空间,保持持续发展,就必须创新.创新是时代发展对学报工作的必然要求.创新体现在学报工作的诸多方面,如观念创新、选题创新、栏目创新和机制创新等等.只要学报工作者善于创新、勇于创新,无论哪一层次的高校学报都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前导 ,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是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成为引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     

中国古代图腾传播的内容、观念与功能

图腾传播是以图腾为载体的人类早期的传播活动。它传播了人类早期的亲属观、生育观、和谐观、禁忌观和命名观，具有区分部落群体、维系社会稳定、协调成员关系、传承民族文化等功能。     

REREADING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This paper employs a proposed alterity discourse analysis (ADA) framework to argue that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 the bible of the modernization paradigm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exemplifies far less a discours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development, as it does on the political/ideological imperatives gov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e. the Middle East) by the Self (i.e. the US). To substantiate this claim, the paper debunks the book's claim to social scientific objectivity by pinpointing the methodological shortcomings of the empathy model and of the Middle East project from which the model was derived, and highlights the paradigm's dogma by revealing the religious metaphors with which the book's narrative is inf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