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村民自治”研究的两个问题

进入 2 1世纪 ,村民自治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移 ,研究的路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由村民自治引发的诸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 ,其中以村级治理、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在研究理论的偏好上以及在对村民自治制度相关问题的分析上还显不足。可以预计今后村民自治研究的走向是 :关于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等诸问题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研究的方法选择上将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     

土家族的碑刻艺术特征及其原始生殖崇拜意象——以利川鱼木寨及周边地区为例

湖北利川鱼木寨及其周边地区有大量的墓葬石刻遗存,在这些墓碑石刻建筑艺术中,一方面,反映出土家族的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等多元化特点。另一方面,它的形成既是少数民族多元文化艺术沉淀融合的结果,又反映出土家族一种独特的原始崇拜体象;在今天,发掘和研究土家族的碑刻艺术,对于丰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内涵,对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江、浙、鲁、粤四省工业反哺农业的现状及启示

工业反哺农业的实质就是要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已具备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该文以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为例,对沿海地区补农扶持政策、财政支农现状和乡镇工业补农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城中村、小产权房是解决我国城镇人口住房问题的有效出路

当前我国的城市住房问题,已经从民生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现有的解决手段在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前,显得缺乏力度,基本丧失有效性。在这个事关亿万居民生活的关键问题上,必须寻求制度上的突破。本文认为,现有城镇土地管理体制必须变革,集体性质的土地应加入到城镇住房建设中去。城中村和小产权房的建设,是以集体性质土地解决城市居民居住问题的有效办法,应予规范改进,进而合理发展。     

城市融入视角下的北京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文化融入逐渐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利用北京市"城中村"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首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贫乏、满意度不高。闲暇时间少、收入低、社交网络窄是影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加强宣传,扩大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经常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社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等建议。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研究的内容、价值与意义

贵州少数民族的村寨不只是一个地缘单位,而且还是一个血缘组织、生产生活群体、文化传承的载体。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研究既要着眼于传播内容、媒介、手段、传承人、受众、环境,也包括对传播文本、传播风格、传播功能、民族关系、社会组织等的分析。此项研究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追寻先民印迹守护精神家园——长阳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对策

土家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魅力的少数民族,历史的涤荡和土家族先民世世代代的创造与传承,孕育出绚丽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长阳作为土家先民巴人的发祥地,其保留下来的传统建筑艺术、婚丧习俗、饮食文化等无不成为土家民族民间文化中最为亮丽的色彩。     

湘西土家语借词的语音特点

湘西土家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语借词,其语音既受当地汉语方言的强烈影响,又具有土家语的显著特征.而且湘西土家语北部方言与南部方言本身就存在着方言分歧,加之影响它们的汉语方言也各有特色,因而它们的借词语音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通过湘西土家语南北方言借词语音的比较分析,可见湘西地区语言接触的复杂性及该地区存在着由于语言接触而导致...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