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小农生产的社会行为逻辑与制裁意欲的表达层级——基于广西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观察农民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制裁机制如何运作,是了解村庄整合度、农民集体认同与行动方式,把握村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维持的重要切入口。在中国的宗族性村庄中广泛存在的小农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是通过“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和“小农社会的行为制裁”两种方式达成的,其根本差异在于多数农户对少数不一致者的行为是否存在制裁意欲。然而制裁意欲并不必然能够转化为针对少数不一致者的有效制裁行为。小农制裁意欲的表达因制裁效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序列结构。宗族性村庄浓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一方面阻碍小农制裁意欲表达层级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使少数不一致者仍对宗族精英、村庄精英和村庄舆论的规训和制裁存在戒惧心理,成为使宗族性村庄的内生制裁机制仍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效用的最后保障。宗族性村庄的制裁机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也会带来有益启示。     

20世纪90年代土家族文化研究回眸

90年代的土家族研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形成了土家族研究的初步繁荣期。这一时期是土家族文化研究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她承接了80年代土家族文化研究的复兴,又启开了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新局面,既有丰硕的成果,又有学术理论的创新,并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研究人才,还提出了构建土家族学科理论体系,为21世纪的土家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鄂西土家族五句子情歌的民俗学价值

土家族的五句子情歌是民间文学的一支奇葩,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动心歌、试探歌、相恋歌、相思歌、反抗歌,它们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具有民俗学价值。     

项目制研究的现状与新路径

项目制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深广的影响力。文献考察发现,国内研究围绕五个主要议题展开,研究成果较集中于近六年内;国外研究也有一定基础。既有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研究视角有缺失,偏重宏观层面和政府视角而忽视了基层村庄社会的回应;二是研究议题失均衡,对项目制负面效应发生机理和防范机制研究还很薄弱。“村庄回应”是项目制研究值得重视的一条新路径,以此路径切入,可探寻“项目进村”的实践逻辑与问题成因,是有利于找到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提升项目制实践成效并防范“项目进村”负面效应的有效方法。     

“树亮点”:基层治理中政策信息环境的塑造——G镇打造“亮点村”的案例分析

村社社会资本是基层政府政策调配和落地的客观条件。基层政府的层级性和科层属性使其并不能够直接了解村社层面的政策信息环境,因而导致政策精细化遭遇困境。而村社主动展示“亮点”,能够为基层政府的政策调适提供必要信息,形成以村社为核心从下至上对科层组织注意力的反向吸纳。在G镇的“亮点村”案例分析中发现：(1)村社通过聚焦基层政府的项目预期方向,对接村社条件禀赋,并细化政策目标价值的真实性、本土性,能够作为亮点绩效来获得科层组织青睐;(2)村社通过自我动员有效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前置难题,抑制了科层主导项目分配的信息障碍,使得政府获取政策绩效的风险降低;(3)科层的属事责任压力使其必然要注意到村社社会资本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因而采取对接村社需求的方式来达成积极合谋。村社通过展示“亮点”来吸引科层项目分配的注意力,使得政策分配更为聚焦,调适了政策精准度。此现象是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种逆科层的实践,体现出政策民本主义价值。     

农林院校大学生“准村官”预培养机制探讨

高等农林院校主要是培养学生掌握农业方面的理论和实用技能,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实施的,旨在促进三农事业的发展,农林院校与大学生村官二者之间具有良好的结合点。在分析了农林院校开展大学生"准村官"培养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存在的问题,构建了以人才目标、专业、课程设置、实践锻炼和就业指导等方面为重点的培养机制。     

贵州黔南州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贵州省黔南州布依族苗族乡村聚居区在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及不足：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意义的认知有待提升;政府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刚性规划缺失;开发的民族特色村寨功能单一;黔南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总体情况呈现复兴、衰退和变异并存;民族特色文化精品的培育顶层支撑不足;民族特色村寨开发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度不够;对传统特色老旧民宅价值认识不足。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应着力提升黔南州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开发格局,争取纳入国家改革试验规划;其二,抓住大数据与智慧乡村建设的时机,率先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示范;其三,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构建“民族特色村寨资源资本化金融服务平台”;其四,探索乡村房屋租赁权跨区域流通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农民的物权收益;其五,加大民族特色村寨品牌建设力度,增加特色村寨旅游产品附加值;其六,完善村寨文化资源资产化经营监管体系,构建村寨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长效机制。     

空间流变与文化持守:一个移民羌村信仰习俗空间化表征的案例研究

表征的空间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议题,但在民族村寨领域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民族村寨空间生产是关于空间－人－文化三者共存秩序的复杂建构过程,其中村民弱小、碎片的空间实践机制研究有待加强。本文以一 个移民羌村为案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空间生产的微观视角出发,对羌村的居住信仰、释比信仰、习俗信仪、羌年祭典四个方面信仰习俗的空间化表征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在空间－人－文化三元互动中,羌民弱小、碎片化的空间实践使特定信仰习俗得以自洽地存续,新村表征的空间背后既是羌民“化他乡为故乡”的主体性呈现,更是羌民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定持守。     

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农业支持与保障体系创新研究

建立一套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产业化运作及创新体系,是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加快我国农业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从农业产业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农业发展要素流通体系的发展完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运作的农业发展体系的构建,以及利益分配体系的规范,农业产业化支持体系,农业可持续发展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