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产权的地方性形态及其表达逻辑——基于对W村土地纠纷的考察

文章以湖北W村确权确地之后发生的土地纠纷为考察对象,发现祖业观、村落成员权和生存伦理权作为地权纠纷中的表达诉求,共同影响了土地产权的属性.细解这些地权纠纷中的表达逻辑,可以发现农民的地权观念深深扎根于传统乡土社会中,同时社会主义制度遗产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在新的地权纠纷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这些地方性的表达逻辑揭示,产权不仅是“一束权利”,更是一种深深嵌入社会机理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提醒我们,唯有在地化地理解地权的分布样态,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产权性质.     

村落的拟亲属称谓制与“亲如一家”的村民关系

非亲属关系的村民间所用亲属称谓语在村落中的频繁使用,表述着村民间“亲如一家”的密切关系,使得一个村落就像一个大家族。实质上,这些在字面上表示血缘联系的亲属名词只不过是村民间地缘互助关系的体现形式和维持手段。     

土家族转用汉语的进程及特点

土家语曾是土家族广泛使用的母语,但现在97%的土家人已经转用汉语。土家族的语言转用自隋唐经宋元至明清基本上完成,不同地区时间不同。土家族的语言转用从阶层特征来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从空间特征来看由外而内渐进转用的,从时间进程和转用的速度来看,具有先慢后快的加速度特点。     

西府社火民俗及旅游开发对策

伴随着炎帝开创农业和利用火而祭社祭火产生的保留在西府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府社火民俗是以姜炎文化、周秦文化为品牌的宝鸡旅游文化产业中最具潜力的旅游文化资源之一。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具有迎神、祈福、喜庆、娱乐、宣德、明智等突出的文化功能,但存在着内容形式陈旧、资金人员不足、重视保护不够、研究开发不力等问题。建立机构、筹措资金、树立品牌、改旧布新、塑造明星、制作光盘、加大宣传、产业运作等是保护开发的对策。     

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流程探析

在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中,当原则和标准确定之后,程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当前村官选聘工作各个环节上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处理好学生、学校、选拔机构以及用人单位4方面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便捷、高效、科学的选拔工作程序提出了注重调研、依托高校、扩大宣传、统筹安排、优化质量、加强反馈等意见和建议。     

村委会“海选”问题对策研究——西北某村村委会“海选”实地调研分析

村委会“海选”是保证农村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其中存在家族影响、贿选和破坏选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法律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必须促进“海选”过程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具体操作严格化,加强村委会建设,提高村民思想认识水平,切实完善村委会“海选”。     

社会选择规则的比较及应用——以村民委员会选举为例

我国的村委会选举已经进行了二十几年,实践中问题颇多,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较完善的选举规则。通过运用社会选择理论比较多种选择规则,得出一个高效、公正的选举方法,可以为未来我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完善,探索出一条新路。     

“雾笼千嶂晓,梦醒一鹃啼”——评萧洪恩先生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如何在史料的发掘、方法的厘正、观点的提炼等方面有所创新,萧洪恩先生的《土家族哲学通史》即在这方面做了卓越的探索。本文从学术积累、学术信念、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等方面对该书进行了分析、评价与推介。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