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多元”型社区综合整治合作生产模式研究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事关公众切身利益,体现国家服务效能与治理能力。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公共价值和战略三角模 型间关系,从党建引领视角提出“一核多元”型综合整治合作生产模式。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采用张力分析工具,从使命管 理、政治管理与运营管理层面建构综合整治张力分析模型。 分析发现,党建引领的综合整治合作生产可促进社区合作生产网 络的形成与发展,这对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用户技术接受模型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研究 ——以深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例

从用户使用视角出发,基于用户技术接受模型,以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例,设计14个观察指标,研究政府开放数据的有用性和易用性。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具有开放有序、回应及时和激励正向三大特色,同时存在创设数据场景不丰富、获取数据资源途径单一、利用成果数量少及质量不高、平台用户评价不积极及参与度低等不足。据此,提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提升用户数字素养、构建政府部门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机制等政策建议。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以成都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是国家保持对基层社会有效整合的重要载体,而日益加重的社区负担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化问题制约了其自治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社区减负增效政策的有效执行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文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依据成都市社区減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具体表象,构建理论框架从政策目标、政策资源、政策执行机构、执行机制、执行人员和执行环境六个方面分析了制约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减负增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目标层次较高、政策资源供给不足、政策执行程序尚末完善、执行机构权责边界不明晰、执行人员价值取向存在偏差、执行环境支搼不足等制约因素。在启动新一轮社区减负增效的工作中焏须从细化政策目标, 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拓宽政策资源供给, 优化政策执行程序, 厘清府际间权责边界,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跂励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方面破解困境,使社区减负增效政策良性落地,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联动高效的社区善治转变。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动力因素分析

为探究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动力因素,本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分析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从外源动力、内源动力、政府动力和市场动力四个维度测度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研究时限内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全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具有空间相关性,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特征;外源动力、内源动力、政府动力和市场动力共同推动了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本研究为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撑.     

农村人力资本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基于双重异质性视角

本文运用SDM模型及熵值法等方法,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双重视角下,探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从人力资本异质性来看,中、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显著促进我国的乡村振兴,并且这种促进作用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从本地扩散到邻近地区,但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率更高,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则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中级农村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直接效应、总效应的促进效率排序为中部>东部>西部,而间接效应促进效率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高级农村人力资本促进乡村振兴直接效应在东部与中部显著,而间接效应只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与此相反,无论是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初级农村人力资本都抑制了乡村振兴发展,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只在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性。     

投资者信心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MIDAS混频模型

将投资者信心指数引入MIDAS混频模型之中,可以考察新冠疫情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投资者信心指数和“三驾马车”对我国季度GDP增长率进行预测,通过实证发现:引入投资者信心指数的MIDAS混频模型在预测精准度方面和基准模型进行比较,预测精准度高于未加入投资者信心的模型,均方根残差比值更小;在多元MIDAS混频模型之中,加入投资者信心指数的回归模型对我国GDP的实时预报和短期预测结果更加稳定,可为决策者提供更加精确的参考区间;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投资者信心指数变化反应,和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相比是最灵敏的。这为定量追踪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低碳视角下农业集约化、绿色化与资源再生化 的实现机制研究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和资源再生化,构建资源节约型、绿色低碳型、生态循环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刻画资源消耗、农业产出、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东部农业"碳达峰"节点出现较早,东北、西部相对较晚;2018年农业碳排放居前三的省份为湖南、黑龙江、河南,居后三的为北京、天津、上海;(2)资源消耗和农业产出之间呈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农业集约化生产模式,但影响力微弱;农业产出和农业碳排放之间"高产出高排放"的情形长期面临农业绿色化的严峻考验;农业碳排放与资源消耗之间呈现"低排放低投入"的资源再生化现象,影响力短期微弱长期较强;(3)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资源再生化的关键在于探索降低农业碳排放的多重路径。因此,应强化农业集约化生产,充分发展资源再生化模式,探索形成农业绿色化格局新路径,以此来加快实现碳减排目标,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