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渡背景下的刑事法变革探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刑事司法合作日益紧密的当下,如何将逃亡国外的贪官污吏引渡回国、实现正义审判,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笔者关注国际法律制度与国内刑法的衔接,以近年引渡实况为背景,从引渡困境切入,探讨国际化背景下的大刑法改革之路,以期通过自身革新实现国际追捕的新跨越。     

巴金《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论析

巴金《寒夜》中曾树生形象历来有褒有贬，如果把她放到中国女性人格特别是“五四”以后新知识女性人格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放到她所在的特殊家庭氛围中，放到她所处的特定时代社会背景下，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考察，可见她是个复杂的有血有肉的新女性形象，她的命运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同情的。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红军长征博物馆建于四川的原因

红军长征在四川历时最长,活动范围最广,斗争最复杂,创造的奇迹最多。红军在四川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地方工作,成立了四个省委,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初步探索,而且还在大小金川、康区北部成立了两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红军在与少数民族相处中,还留下许多佳话。中共中央在四川境内多次召开过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局会议及其它重要会议。在四川建立红军长征博物馆,可以通过发展红色旅游,重现长征历程,促进四川贫穷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社会学视角下女性犯罪的思考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思考女性犯罪的预防,就是通过关注女性这个弱势群体的教育状态与就业发展空间,正视女性犯罪的诱发因素,进而从提高女性自身素质与关注女性就业方面进行女性犯罪预防,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醉酒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立法比较与法理分析

醉酒所致精神障碍,是一个遍及世界各国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关于醉酒状态下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有的国家刑法没有对之做出专门规定,而是将其作为自愿(故意或过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的情形之一,规定不免除或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有些国家对此作了专门规定.     

论中国古代的宗族刑法

中国古代宗族刑法助长群体意识与道德标准入律,忽视公平与正义,破坏国家法治统一,侵犯国家司法权,有违刑法保障人权机能与刑法保护秩序机能。司法实践中,动用“家法”和私刑代替国家司法权、煽动“民愤”等干扰司法活动的现象以及宗派争诉、情胜于法等宗族刑法观,是对国家司法权的挑衅和破坏,其消极作用不言而喻。     

论佘祥林规则

广为人知的佘祥林冤案,折射出我国当前刑事司法的弊端:缺失司法公正理念,不当行使司法权力,刑事法律制度不健全.以佘祥林案为戒,借鉴美国的米兰达规则,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佘祥林规则,对于我国的刑事法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我们初步设计的余祥林规则为:尊重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实行无罪推定,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更多权利,实现司法正义.     

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路径选择

近年,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虽然具有突破性的发展,但是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转折期社会矛盾凸显,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新特点,而与之相配套的少年司法建设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制度建设上都略显滞后。显然,少年刑事辩护的专业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其发展程度也是司法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鉴于此,通过分析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发展现状,提出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刑事证明标准的经济分析

提高证明标准,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但证明标准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最佳证明标准应当由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来决定。当证明标准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时,社会净收益实现了最大化,证明标准达到了最佳程度。对于不同性质的案件、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诉讼行为来说,证明标准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应当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提高证明标准对于公、检、法等部门具有不同的边际收益和成本。部门收益和成本与社会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差异会导致部门行为的扭曲,损害社会利益。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促使部门和社会之间收益与成本趋于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