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出与粮食规模化生产：“一致”抑或“冲突”？——基于湖南乡村调查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出对粮食规模化生产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湖南不同类型村庄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出对粮食规模化生产影响是有差异的．那些粮食生产条件相对较好村庄的劳动力不断流出有利于加快推进粮食适度规模化生产．但要想使规模化水平达到理想状态还需要政府实施组合拳。而在那些粮食生产条件相对较差村庄的劳动力不断流出并不一定能促进粮食规模化生产．相反还可能抑制其发展。为推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出和加快粮食适度规模化生产．在保障农村流出的劳动力就业基础上．应该加快培养留守职业农民和制定支持粮食规模化生产的激励政策．降低农户种粮的成本．增强规模化种粮的吸引力。     

苗族村规民约探析

政治的变革、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对苗族习惯法提出了各种新的要求,为习惯法向村规民约的演变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因为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国家制定法调整的范围有限,亟需具备一定效力的村规民约加以弥补,村规民约与当地文化语言相通可解决制定法的语言表达晦涩难懂的问题,国家司法机关能力有限又希望通过村规民约发挥补充作用。村规民约具有规范、补充和自治的特殊功能。     

徽州楹联文化旅游符号的隐喻及重构研究——以黟县西递村为例

徽州楹联是高雅的文化旅游符号,表达出古徽州人崇儒重教、讲究孝悌、重视教育、谦让勤勉等处世哲学。文化景观中的楹联符号重构具有意义。重构中楹联符号在主题上应与文化景观的内涵相统一,内容上需民族性与时代性包容并蓄,格调上通俗与高雅兼而有之,形式上要追求赏心悦目的美学享受,功能上可突出渲染主题与深化意境。     

意识形态与皇权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构

意识形态与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关联域。意识形态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形式上的理论化,内容上的世俗化,形态上的权力化,价值上的绝对化,功能上的实践化。作为本质化的意识形态,皇权意识形态的意图有二:第一,把皇帝观念塑造为一种全民信仰和普世价值;第二,在皇帝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性的对应关系,使皇帝成为民众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和保护者。意识形态的普遍紧张化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长期问题。     

京郊民俗生态旅游发展探讨——以怀柔区北宅村为例

民俗生态旅游是京郊乡村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运用参与式快速评估(PRA)方法,结合访谈和问卷调查,从村落尺度的微观角度,对北宅村民俗生态旅游发展现状进行了快速诊断。针对基础设施和村域规划、客源可持续性、产品设计和营销、内部管理和运营机制、村域协调发展和收入均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村务监督是贯穿于村庄治理运作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后陈村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村的要求,在政府推动下率先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1)推进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2)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3)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4)创新了监督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导入和运作,明显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改善.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村务监督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形变.     

民间祠祀与李靖神化

唐代开国名将李靖因其丰功伟绩而为后继历朝列于国家祀典。然而,对李靖神化具有主导因素的却是民间广修祠庙并不断附之以异说。这种民间的祠祀加速了历史人物李靖向神祗的转化。     

从吏治角度看“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史上公认的“盛世”之一,但主要由于汉文帝个人的原因,以及商品经济的复苏、黄老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文景时期其实始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对“文景之治”和文帝、景帝进行整体把握和评价的时候,吏治腐败应该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负面因素。     

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

明清时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修史活动频繁,编纂了大量卷帙庞大的历史著作。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国家职能完善及统治者对发挥国家职能的自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讲,还是从发挥国家的统治职能讲,都对明清两朝的官修史籍的活动有重大的影响。封建国家的职能发挥,对于史学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内生规则、官方规则与社会秩序

近年来对法制本土资源、民间法的研究已呈红火之势,然而,对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却仍然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如民间法的构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及民间法、国家法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本文拟从一个生活中的实例出发,力图对民间法研究中的这些基本论题,特别是后一问题作一些引玉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