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村规民约的完善

村规民约作为我国民间法的一种形式在历史和当今都起着重要的"法"的调控功能,是我国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的一种重要方式。考察我国村规民约的演变、现代特征及现实作用,结合民间法理论和村民自治制度,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时代背景,对村规民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制定程序、执行程序、审查监督、普法教育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大学生村官角色距离问题探究——以南京S村为例

调查发现,大学生村官工程各相关主体对大学生村官充满期待,这些角色期待构成了大学生村官的理想角色。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代表国家权力的大学生村官实际拥有的权威与这些高期待并不对称,再加上大学生村官的角色领悟出现偏差,以及大学生村官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都使得大学生村官的理想角色与实际角色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最终大学生村官未能成为如"村民的保护者"和"国家的代理人"那样的理想角色。     

大学生村官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研究

基于长沙市农村地区大学生村官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大学生村官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研究显示,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较大影响。为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政府应该健全大学生村官的保障体系,完善大学生村官的退出机制。     

北魏初至北周中的司马楚之家族兴替

北魏初期,司马楚之凭借个人才能及其与鲜卑贵族、皇室的姻亲关系,父子得以世袭王爵,担任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的要职。孝文帝时期,司马楚之家族世袭要职的特权被取消,爵位亦例降为公。司马悦为重振家族,改变了以往的姻亲关系,开始与汉族大族联姻,以抬高家族的地位。北魏末,司马裔归顺西魏（北周）政权,依靠乡里、宗族的势力,屡立功勋,从而受到统治者的宠信,然关东豪族的身份使司马裔最终未能进入西魏（北周）的政权核心或政治中心地区任职。     

论周代令书的性质

周代令书的制作权最初是由最高统治者天子、诸侯国由诸侯所掌握.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决定周代令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权威性在令书的制作、授受、执行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归统治者所有,就意味着统治者是令书的法定作者,而且,令书一经法定的作者制定和发布,就赋予了令书很强的法制强制力.周代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随着春秋战国统治阶层获取权力欲望的增强和实际地位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和弱化.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只有秦始皇一人有向天下臣民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任何人则无权使用,此时,令书的制作权才又达到了高度集中,结束了因春秋战国时期各统治阶层混用令书致使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而受到削弱的局面.     

北京奥运官方网站现状、功能与栏目设置研究

奥运官方网站已成为全世界受众了解奥运会的重要窗口,是奥运会信息的集散地.北京奥运官方网站是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文化环境建设专项规划的内容之一,也是数字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奥运会各项信息服务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奥运会网络体系及信息系统的建设,而奥运会网络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奥运官方网站.全面探讨与奥运官方网站建设相关的各种问题,回顾1992年以来奥运官方网站发展的历史、现状、特点、优势及局限,据此提出北京奥运官方网站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对北京奥运官方网站的功能确定及栏目设置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传统生态知识运用与民族村寨的保护与发展经验——以台湾地区山美村邹族为例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充分挖掘本民族在生存发展中创造的地方性知识,创造有民族特色的保护手段和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台湾地区山美村经验是要重视本民族传统知识的挖掘与应用、保障村民充分享受保护与发展利益、加强民族内部团结并谨慎引入商业财团.     

略论西夏公文体式

公文体式是一篇公文外在形式特征所能体现出来的全部内容,包括公文种类、公文用语及称谓、公文的格式和公文载体等。公文体式自秦朝开始确立,历代相沿,并不断发展和完善。西夏公文体式并没有文献记载,我们只能从传世的西夏汉文史籍中保留下来的公文以及西夏故地出土的最为原始的汉夏文公文实物来分析,通过分析得知,西夏公文的体式与宋或辽朝的中央公文体式相一致。为此,本文比较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西夏公文的称谓、语体、格式等规定要求。     

地区官员腐败与企业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与已有围绕腐败对经济增长、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宏观效应的研究不同,文章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官员腐败显著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官员腐败程度的上升,企业费用率显著增加,资产利用率则显著降低.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官员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缓解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