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中的法律职业者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职业者是刑名师爷和讼师,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处在法律和道德上被双重拒绝的困境,这恰与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下法治建设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因此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升法律职业者的地位,仍然是法律工作者们努力的方向。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彝族民俗歌舞艺术论 ——以景东县安定乡青云村为例

安定乡青云村位于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量山脉,是彝族全覆盖的少数民族村落,属黑彝支系。青云村虽地处深山, 但村中的彝族传统文化保存完整,民俗活动氛围浓厚。特别是青云村歌舞类非遗项目,如打歌、大帮腔、羊皮舞等,都具有非常 鲜明的彝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由于交通不便、传播方式单一等多重因素限制,学界对青云村彝族民俗的关注甚少,研究尚待深 入。以实地调研取材的内容为主,结合文献史料记载,分析青云村彝族歌舞类艺术的形式及文化内涵。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汉代官吏家庭生活考

汉代官吏的家庭生活有两大种情况：地方小吏和京师小吏一般情况下在任职期间不能携带家眷,与家人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而地方长官和京师长官则可携带妻子家人入住官舍或公府。在两地分居的小官吏家庭里,妻子在家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及农田劳动。这是其享有一定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在夫妻团聚的大官吏家庭里,妻子随夫赴任,照顾丈夫生活起居,丈夫是其生活的中心。这两种家庭生活模式反映出汉代家庭中的两性关系是一种和谐相助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城市化进程中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创新机理探析——以江苏省无锡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为例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产权制度面临新的变革.本文运用产权分布情况及产权量化程度两个产权界定指标,对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界定、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产权界定的局限性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个案,对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进行的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一种创新,它利用股份合作制产权界定的特点,有效克服了城市化中村级集体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     

文明生态村的旅游开发与模式创新

文明生态村是海南省新农村建设的成果,这一成果需要进一步的保持,而旅游开发是保持这一成果的有效措施。通过对目前文明生态村旅游开发模式的评价和核心问题的剖析,指出了目前文明生态村旅游开发模式可能存在的不足,并尝试构建了一种新的旅游开发模式。     

三寺村“快活”民俗的伦理性探析

“快活”民俗被认为是社火游艺中颇为特殊的种类,属于以视觉装扮为传播方式的哑戏艺术形态。此类民俗与大多数社火事像在文化功能上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主要是借助迷幻的化妆手段造成血腥暴力的展现效果,并以善恶报应、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为其文化内核,具有较强的社会规范和教化性特征。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三寺村的“快活”民俗事像中可以看到其道德伦理的潜在因素。     

会用——会评——会写——谈公文写作课程的教学思路

根据人的认知规律与公文写作课程的特点,提出“会用——会评——会写”三阶段教学目标的教学流程。“会用”指的是会使用：分辨文种,“会评”指的是能运用相关知识对公文进行评价与分析,“会写”是指能写出规范的公文。经过实践证明,此教学思路能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显与潜：试论社会资本功能的发挥与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本文通过对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回顾,以中国转型期为背景,以转型效应对乡村社会家庭造成的冲击为线索．分析了乡村老年人在家庭外部关系网络的流失和家庭内部关系网络出现危机的情形下,老年人自身社会资本功能的发挥与老年人的养老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