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移

在对明清以来中外语言接触的研究中,"通事"作为这一过程的重要交流媒介不可忽视.这些在16世纪至19世纪初担当广东沿海中外贸易和交涉事务的翻译人员有的来自民间,有的为官方指派.他们与后来同文馆、广方言馆科班毕业的"翻译官"不只是表面上称呼的不同,更反映出其时位居高官的朝廷大员是在一个十分"被动"的状态下开始学洋语的:由藐视"番人"、"鬼话"到被迫学洋语,识洋务,从对"通事"的不信任到对"翻译官"的竭力培养.同一个角色所处的地位经历的这种"自下到上"的巨大转变,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值得作一研究.     

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

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宋王朝在发展与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贸易时,将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其主要特点是:双方采取严格控制的官营贸易形式;贸易的开展受双方政治关系制约;敌对双方都将对方急需的军用、重要物资列为贸易违禁物品。同时,因地域分工是中国古代民族贸易兴起和长期存在的基本前提与基础,即使在战时,南北两地互补余缺的物资交流也从未停息过。     

微信公共账号传播的机制与策略

微信及其用户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微信公共账号的产生则赋予了其更多的媒介特质,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践。微信公号具有大众传播属性、人际传播功能和交互式传播特点,它体现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强关系理论和受众碎片化趋势。同时微信公号传播也存在诸多困境,可以从定位、媒介融合、互动、推广、监管等方面进行改进,实现其长远发展。     

“东方古堡”——学者关于四川桃坪羌寨的阐释

最近十余年间,在政府的主导下,四川省理县的羌族聚居村落桃坪寨,被打造成了颇有名气的羌族民族风情旅游观光景点.其中,学者作为建构和再造当地羌族文化的主要社会力量之一,起到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东方古堡"为个案,具体分析学者在此过程中扮演的独特角色,讨论当地人和学者对羌寨碉楼的不同解读,通过展现二者话语权的对比,说明后者的阐释覆盖前者的情形.与此同时,本文对"学者"这一名词有所界定,地方学者表现出"地方"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也就使内部东方学呈现出了多元话语的图景.     

新农村建设中的大学生村官制度探析——以福建省选聘生工作为例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文章从选聘生政策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结合多年的选调（聘）生工作经历,考察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发展情况与国家的有关政策,探讨了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学生村官的原因,并揭示了当前大学生村官遇到的困难,认为政府对大学生村官应＂严格入口,完善培训,优化环境,畅通出口＂,学校应＂注重培养,加强引导,跟踪服务,配套到位＂,学生村官应＂提高认识,提升能力,扎入农村,做出实效＂。     

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

在黄河防治中,北宋王朝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员奖惩机制。而在其运行中,宋廷通过行政升黜、经济赏罚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实施,从而对激励和制约治河官员致力河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肃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建立健全覆盖甘肃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大课题。立足甘肃,分析全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和面临的宏观困境,应用囚徒困境探析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帕累托最优"选择和农村居民社会保险购买能力问题,针对制约困扰甘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问题和甘肃农村弱势群体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凸显政府社会保障职能;聚焦甘肃农村弱势群体,探寻农村养老保险新路子;对西部地区予以适当照顾,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予以划拨基金等思路及对策。     

清季官绅对不缠足运动的态度探讨

不缠足运动发展到清末,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士绅阶层利用话语权势,在宣传不缠足运动中不断完善不缠足的理论,以促进妇女的解放;官方也改变了以往的旁观态度,转而支持不缠足运动,对缠足历经由劝到劝、禁并重,再到以禁罚为主,有利地配合了民间的不缠足运动,官绅对缠足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不缠足运动的深度和广度。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论韩国新村运动及其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20世纪70年代韩国发起的新村运动成功地解决了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困的问题,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为韩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创造了“汉江奇迹”.2010年我国提出了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的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由于我国现阶段与当时的韩国情况较为接近,中韩两国的经济模式与文化传统相似,韩国新村运动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民生活伦理精神、增加村民收入、培训新村领导人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予颇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