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

《支那语学》创刊于1907年6月,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推广北京官话、传播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学术月刊之一。该杂志栏目设置很有创意:从教学角度安排北京官话语言基本知识学习内容;从培养语言学习能力角度安排汉日译解、翻译、写作、阅读基本能力训练内容;强调中国文化导入,加深读者对北京官话的整体性理解;以月刊为手段,迅捷传播中国信息,引发读者兴趣;内容选择强调趣味性、生动性、口语性、通俗性、学术性;版式设计新颖灵活,不拘一格,在对日北京官话教育史、汉语史、清末中日两国关系、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支那语学》应用现代传媒手段,拓展了北京官话的教学空间,标志着实体学校之外期刊杂志取得了传播北京官话的话语权;学校教学和杂志教学有机结合,直接把北京官话教学延伸到了社会,开放性强;实现了日本"国家语言政策"的目标;对后来北京官话教学期刊发展影响至深,对今天中国"国别"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和期刊结合教学、国家推广汉语战略政策的制订都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经济投票行为研究

"经济投票"理论为分析公民投票行为内在机理提供有效的观测窗口。伴随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蓬勃开展,针对投票人投票参与和投票选择等行为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有研究中由于存在样本选择、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取向等问题,无法从严谨的学术视角提供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行为的影响的实证分析。对经济投票理论展开全景性回顾和归纳性评述,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农村基层选举中经济投票理论的现实影响,可以发现,年龄与投票行为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社会经济地位对投票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来施加,政治涉入程度越深的村民更倾向于积极参与,认为"经济发展比民主重要"的人群更愿意投票,"经济评价"对投票行为只发挥了很有限的影响。所谓"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投票行为的解释力有限,可能受理论局限性、经济投票测量问题、中国当前重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以及村庄的异质性的影响。     

集体所有、村委管理与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兼论“村”的公法人地位

村民是否有资格对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处分行为提起诉讼,是当下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急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在实证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背景下,法院都把集体财产处分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对村民的原告资格问题却给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而且,不管法院是肯定还是否定村民的原告资格,都分别隐含了把集体财产等同于村民共有财产,或者把"村"定性为私法人的理论错误,充分暴露了村民原告资格在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的解释困境。实际上,对依据法律和政府行为设立并承担大量公共管理职能的"村",我们只有把它定性为大陆法国家行政法上的公法人才是准确的。一旦恢复"村"的公法人面貌和地位,把村委会处分集体财产纠纷纳入行政诉讼,集体财产的均等分配性特征使村民个人和集体财产之间构成"法律上利害关系",每个村民对集体财产处分行为就都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金文"楚化"及其书史意义

作为上古楚人的官书,楚金文的出现是楚人以自己地域文化的审美眼光对宗周金文进行“楚化”的结果。金文的“楚化”不仅表现在用笔、结体及构字法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楚人对大篆字体的变形、草化和装饰美化方面。“楚化”使金文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性、装饰性、抒情性等特点,也强化了书法的书写意趣和笔致韵味,极大地丰富了金文的表现形态和审美趣味,为汉字走上艺术化道路迈开了决定性的一步。     

“兰台”职官典故考述

兰台作为两汉重要的宫廷藏书处,既是御史中丞治事机构,又是广延学者名儒点校"秘书"和著史之所,后世秘书省、史馆等文馆职能均发端于兰台。"兰台"出典很多,一度指代御史台、史官和秘书省,笔者钩沉相关史料,试图理清兰台出典之源,呈现兰台在历史长河中之真实完整的面貌。     

Praetor的实与名:从正名开始的罗马公法研究

古罗马的Praetor的名实问题,从翻译的角度说存在八种汉译,对Praetor官职从古罗马共和时期开始直到帝政时期的实际职掌,其最初是一种兼具行政、司法和军事职能的官职,只是到了帝政时期,Praetor才慢慢地转变为专业的司法官.因此,对Praetor一词的准确把握,应依据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职能进行,不能通译为裁判官,最好的释义是副执政官.     

明代边疆史籍刊刻探研

明代边疆史籍的刊刻上受不断深化的边疆危机的刺激,下承宽松的出版政策之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明代边疆史籍的刊刻分为官刻与私刻两大类.官刻得到朝野的充分重视,特点鲜明.私刻中的坊刻内容丰富,多以丛书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家刻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最终也往往推向市场.明代边疆史籍的刊刻特色鲜明,其经世致用意识强烈、作品种类繁多、体裁体例丰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