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修志书人应树立政治民主化观念

在坚持执政为民理念,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今天,促进传统官修的地志地情的志书,即地方志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区域文化载体,在改革中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彰显区域文化生命力。使志书在促进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中发挥积极作用,修志书人的政治民主化观念至关重要。     

蒲家庄原源变迁之析

传承史说及文献简记,对淄邑先后两处蒲家庄的由来进行分析后发现,原蒲家庄(今高家店子)乃由中原汉蒲于宋初战乱中东迁,在淄邑城区孝妇河畔建庄定居的中原汉蒲的一支族庄。另外,元末诛灭蒲族以后,遗孤蒲璋于东乡由外祖杨家庄的杨家外迁至东谷柳泉井附近,至明初,因此地蒲姓户众,便称为蒲家庄。这是淄邑第二处蒲家庄的由来。     

论社会职业化中的职责

工业社会是一个职业化了的社会,社会生活的职业化塑造了"职业人",并对他们提出了职责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官僚制组织中得到了制度性的确认.官僚制组织是一种合法化的组织,由官僚制组织所确认的职责也获得了法律效力.官僚制组织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原则之上的,处处体现了科学精神.因而,它在通过规则和规范去为职责的实现提供保证时,要求组织成员保持"价值中立",防止任何价值因素对科学性的规则和规范造成冲击.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对官僚制组织关于职责的定义提出的挑战,要求官僚制组织中的职业文官在道德意识的支持下去履行职责.这一新的变化也同时对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和适应性提出了挑战.     

乡村旅游:民俗文化村开发指标体系探索

乡村旅游已成为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村是乡村旅游的重要部分,对于建设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美化精神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有特殊意义。然而,有关开发设计理论探索,更多地停留在民居建筑等外部设计、浅层民俗活动上,忽略了对深层精神的研究,未能正确处理民间信仰问题。为填补这些空白,故对民俗文化村开发的整个体系深入研究。     

在校大学生对“村官”计划的参与意愿、参与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财经大学为例

大学生“村官”计划不仅是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有效方式,更是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举措。近几年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推动下,广大在校大学生参与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热情持续高涨。在校大学生的理性参与是“村官”计划顺利实施的内在动力。研究在校大学生对于“村官”计划的参与意愿、参与动机及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国家、高校、社会各方的职责定位,推动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制度性建设。     

猎德模式城中村改造的特色与思考

文章分析广州城中村猎德村发展与改造的每个阶段特点,介绍其基于“四分区”布局以实现“原地改造、整体重建”的模式,然后从社会生态要素的空间、经济、社区方面总结猎德村改造的特色和其对城市更新视角下城中村改造的启示。     

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

从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近1.8万枚简牍资料所见的"亭名"、"亭长"和亭来看,其中"亭"可以分三种:边塞候望之亭、行政治安之亭和邮驿之亭。部分亭存在的时间很短,有兴替之变。以"亭"为中心研究悬泉汉简文书,揭示西汉之时相关的社会信息,特别是效谷县的邮驿道里和邮驿系统之结构。"置"、"骑置"和"亭"构成了效谷县的邮驿系统和文书传递线路。     

明代的荐举取士与陈白沙的拒试南归

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陈白沙仕进愿望一度强烈,后因科场失利,回乡潜心学问。朱英、彭韶荐之于朝,乃属明代科举选士之外的特拔方式。陈白沙拒试吏部是恪守儒家关于在位者＂执礼＂的原则,以维护人格与＂道＂的尊严。     

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

在辽朝统治者对中原先进儒家文化的认同、大量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大量收求中原图籍,以及汉人与契丹等游牧民族杂居等因素的影响下,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设置了国子监、国子学、上京学、府学、州县学等教育机构,在辽代上京地区出现了一批文臣儒士。但是,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并不十分普及,呈现出地区间不平衡的态势。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北方游牧民族能够大规模地、系统地接受中原儒家文化教育,为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逐渐认同作出了重要贡献。     

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模式演变:以南岗古排“复兴”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在村落转型过程中以"人-村"离合的视角考察了南岗古排旅游开发模式的演变过程。通过对南岗古排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村民、地方政府以及外来企业等不同主体的行动策略分析,认为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模式的实践中,地方政府和外来企业一定要尊重当地村民的主体性地位,实现政府和外来企业以及当地村民三者间的良性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