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度经》校勘拾零

汉文佛典中存在着大量的异译经,这些异译经对佛典文献的校勘整理有着重大作用,其中将《大明度经》与《道行般若经》两部异译经进行了全面的对照比校,从字误、脱文、衍文、次序颠倒四个方面来校勘《大明度经》中的一些文字错误。     

《那先比丘经》中的譬喻与论辩简

《那先比丘经》又叫《弥兰王问经》，其中记录了那先与弥兰王的一系列对话，在介绍《那先比丘经》的时代、版本、那先与弥兰王其人的同时，重点考察本经中关于一般事理和业果轮回的譬喻，以及辩证思维、类推引证、直接定义和避实就虚的论辩艺术和方法。     

王维亦官亦隐的佛道依据

王维一直心存辞官归隐之心而终未归隐,这种矛盾的思想,可以从<维摩诘经>中找到答案.从俗谛的角度看,王维的处世之态是亦官亦隐.从佛教的角度看,王维的立场在生佛之间,既在生又在佛,既不在生又不在佛.这就是居士.王维视维摩诘居士为楷模,一生效法维摩诘.力图整合出家不出家的两条道路,整合出世入世思想,"在家而重出家之美,深其恼耳",这正是他的苦恼所在.王维一生都在寻找合理的人生,追求个性自由,追求精神的自我主宰,企图通过奉佛参禅寻求精神出路.这种苦闷、彷徨与探索,最终被他诗化了.     

维摩变在北魏洛阳石窟中的文化意义

北魏洛阳石窟维摩变寄寓了北方士人的文化理想,体现了士人放旷不羁、向往自由的精神,它与庄重神秘的宗教题材有相当大的反差,说明佛教在汉文化核心区域发展过程中,在题材和精神上都受到河洛文化的影响和改造。     

僧俗·经藏·碑板:辽刻房山石经书经活动的变局

经本抄写是房山石经刊镌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并在辽代产生了一系列的崭新特征。通过稽考辽刻房山石经,探究出辽代书经者中具有代表性的僧人、居士、工匠等三个群体。这些群体的书经活动既受到宗教信仰的驱使,也是既往书经活动的积淀和延续,共同构建了完善的合作网络。在辽代统治者和通理大师的相续规划下石经刊写模式逐步成熟,写经活动亦渐次有组织化,石经抄写的版式布局更为合理,经本大藏经逻辑也更加凸显,为幽州地区宗教、文化史及辽代书学状况的探讨提供了文献资料。     

禅宗:宗教的超越

将佛教引入到学术中来,是近现代学术的主要特色,禅宗是中国佛教特殊的宗派,它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但值得深思的是,禅宗是否属于宗教?这不仅关系到宗教或佛教本身,而且也是超乎了宗教或佛教本身的重大学术问题。     

古代神魔小说中的宝瓶崇拜及其佛道渊源

明清小说宝瓶神物崇拜广义上也包括宝罐及瓶状器物,如如意瓶、杀敌瓶、囚敌瓶等。作为神魔小说一个重要艺术机杼,直接来源于佛经文学叙事及道教法器信仰。宝瓶与现世兵器有多重区别,审美价值在于:使夸张特定人物的超自然能力更为可信;适合妖怪多"谪仙"下界的身份,不至使其因杀戮过甚难于收场,"暂困"还不至于亵渎"超级英雄"和天将们的尊严;宝瓶类兵器内深藏不露的隐秘性,以"瓶中世界"展演了佛教空间观,开辟了神魔叙事更多的空间世界和艺术表现力,同时其多与咒术、符等相结合,体现了佛教"不杀生"而使敌手在囚禁中"自灭自毁"思想,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利用宝物屠杀"生灵"所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

崇经活动是唐时民众世俗佛教生活的中心内容,是当时民风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刚经》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值得关注。本文对唐朝民众崇敬《金刚经》活动的主体、形式、轨仪、目的与经书的关系、时代背景等方面作了初步分析,指出是禅宗的兴起促成《金刚经》在民众中的流行,并影响推动其他佛经的民众崇持活动,最终使崇经这种古老的佛教信仰形式成为唐时民众世俗佛教生活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因此,禅宗不是阻碍佛教世俗化的力量。     

审美与伦理的双重超越：《坛经》机锋探析

《坛经》机锋是禅宗研究的重要话题。《坛经》机锋的语言形式具有明显的审美意味,而其思想意蕴又大多指向伦理观念,二者之间的对立在精神信仰的超越中实现了理论上的圆融。因此,《坛经》的机锋是一种具有精神超越性的审美意识形态。     

重提多马传道会个案:从21世纪的视角看1世纪

跨对话的方法论允许对话各方把各自在世界中存在的冲突作为开放的探索进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相遇,即基督教和佛教的相遇,发生在公元1世纪的丝绸之路上。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是多马传道会改变了佛教的特点,把佛教引向了有神论的一边(因此有了大乘佛教),并首次将佛法介绍到了西方;从佛教的视角看,则是阿育王的使团将佛法带到了西方世界,并启发了艾赛尼派思想,耶稣接受最初来自该教派随后又离开该教派的施洗约翰的洗礼,把福音带到了另一个方向。佛教和基督教在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上都有一些正确的说理。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寓言故事可视为我们今天开创多声音的文明对话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找到的一个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