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意识流小说的修辞建构

新时期初,王蒙在小说创作中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手法进行了大胆尝试。他的意识流小说既具有现代派小说的基本特点,又融入了民族的文化积淀与审美情趣,以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从现实的感受出发来规范意识的流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意识流"。     

建构与颠覆:老舍与王朔创作中的"京味"比较

因创作题材和语言与北京地域文化有着共同的联系,老舍和王朔都进入了"京味"文学的谱系.但与老舍所建构的"京味"叙事比较,王朔的叙事题材和语言风格存在着明显差异,二者创作所蕴含的"京味"也不尽相同.     

从王国维的思想看王国维之自沉

为探讨王国维自沉之谜，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分析了王国维的人生观念、生活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王国维自沉之原因在于：王国维认为天才越大，痛苦就越大，他的人生态度是悲观的，而对尘世的热情进一步导致了他异于常人的敏锐感受和强烈痛苦；他恪守着忠与义的人生信念，而家庭成员的过多离去使得他对死亡不再恐惧；时世的混乱与多变使得敏锐而忠义的王国维悲哀而无奈，他要保留自己的忠义与信念，更不愿意让别人侮辱他的忠义与信念，于是他选择了离去。     

新红学的开端,新典范的创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述论--现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蕴含着新锐的思想光芒,同时具有鲜明的学术启示意义,如“解脱”说、“悲剧”说、“伦理学上之价值与美学上之价值合一”说等。20世纪初期提出的这些崭新命题,具有立意新、方法新、见解新的特征,为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做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同时,《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所建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范式,是王国维在红学批评方面建立的桥头堡,仍有待继续前行,精进日新。     

王国维"眩惑"说的审美解读

受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从审美无利害关系出发,提出"眩惑"范畴。在王国维看来,"眩惑"刺激人的欲望,使人"复归于生活之欲",违背艺术的精神与宗旨,不能使人超越功利、进达纯粹知识。对待艺术中的"眩惑"成分,要因文而异,具体看待,不可以偏概全。要从中国传统美学的雅俗之辨中,发掘其蕴藏的深层意蕴和非凡之美。在艺术和美浸淫着世俗气息的当下,更应从人的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等出发,认识到"眩惑"在满足人性发展方面的肯定性价值及带来的负面影响。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美学的边缘化

汪曾祺所追求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美学思想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学中注定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即使进入新时期,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也让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瘼的作家以牺牲文学的启蒙的审美一维而获得了启蒙的文学的功利性的轰动效应,但他的秉性气质、生活阅历都决定了他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叙事风格与主流文坛的格格不入。到了文学与政治分离回归文学本体的九十年代,失去了对文学的敬畏和职业操守的新新作家在与钱共舞的欲望泥淖中将文学打扮成码字儿的职业,嗜短篇小说如命而且宣称自己只会写短篇小说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的汪曾祺也只能在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无名时代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位置了,这种边缘化的叙事美学风格在叙事题材的边缘化、叙事观念的边缘化、叙事风格的边缘化等方面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山居录》——我国现存最早的种药专著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收录唐人王旻的《山居录》,是一部主要记载药物栽培的古农书,也可以称作现存最早的种药专著。从书中涉及的人物、地名等史实,特别是所记李含光的谈话,可证其书编撰于唐玄宗天宝后期(748—755)。但书中正文有些后世窜入的内容,注文所引别本则异文纷歧,都有待于作认真的整理。     

早期《万国公报》的禁烟宣传

18 74 - 1883年 ,《万国公报》登载了大量宣传禁烟的文章。这些宣传反映了晚清来华传教士意识到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但必须指出的是 ,这种宣传是服务于他们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最终目的的。     

王渔洋与赵秋谷的关系及诗学之分歧

清初王士礻真与赵执信两人的关系及其诗学论争一直是诗学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学界通常将两人始亲终疏的关系说成是论诗宗旨的不合。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和细致考辨 ,可以论定两人关系的恶化主要因为赵执信性格的褊狭和狷急所致 ,意气之争多于诗学观念的歧异。赵对王的批评基本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