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义、利的层次性及相对性的分析

义利观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历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王夫之在总结、继承前哲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并对义利进行了层次性及相对性的分析，既继承了传统道义论的精华，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内涵。     

汪辟疆及其近代诗系的建构

汪辟疆认为近代诗的成就不仅在清代最高,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宋代,他的观点解构了陈衍的理论,重新建构了近代诗的体系。他对近代诗发展的认识,以及关于近代诗派与地域的划分等,受到了当时从西方传进的进化论的影响,也受到了清代传统朴学暨扬州学派的影响,还受到当时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影响。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天道与元气：王符政治哲学思想的形而上依据

与以往的天道观相比,王符《潜夫论》中的天道观肯定宇宙万物是由“元气”生成,否定了宇宙有始的论调;认为“元气”的衍生没有任何外在的作用,与官方正统神学目的论划清了界限;强调元气本源论有个发展、演化的表现过程。     

王安石《尚书新义》的诠释特性——以其哲学思想为视角

以正统儒家自居的学者对王安石《尚书新义》作出了否定性评价,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他的学术不正,但也并非完全否认其学术价值。王安石在《尚书新义》的诠释中表现出的一些思想例如君臣思想、对微子出走行事的看法及对法家思想的吸收利用,都与正统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而这是因为王安石不仅遵循道德性的标准,而且也遵循智性和有用性的标准而形成的,是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在变法时期的延续与发展。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

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与其儒家大一统王道政治观相辅相成,既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反思,也是对建立新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的理论建构。王通强调以政治认同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基础,提倡仁德面前各民族平等,主张民族文化交流与互补,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民族观,并为唐代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开启了理论先河。     

《老子》“道者万物之主也”古今注译辨析

《老子》第62章提出了“道者万物之主也”的主张,古今注家轻忽老子思想本质及《老子》文本实际,多将其解为“万物被道宰制”或“道是万物的主宰”。实际上,老子是反斥外力主宰万物的,《老子》文中也未有道宰制万物的语义表述。验之《老子》,“主”于修辞角度当用其本义（“微弱的灯火”）,而于语义视角则应用其与“助”、“辅”共通之义（“相依相佐”）,也用其与“职”、“掌”同源之义（“主动认知而作为”）,而不应释为其引伸义（“主宰”或“宰制”）。“道者万物之主也”要义为：老子于乱世中将道比作黑暗中微弱的灯火,坚信唯有道才能真正辅益万物生发成长,助力乱世返璞归真,而在此过程中起主导或主宰作用的是万物或世人,而非工具或境界性质之道。这体现了老子以人为本,崇尚自然,信仰唯有主动皈依自身本真才是万物或乱世之拯救正途的济世情怀。     

基于文化育人理念的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探究——王阳明“良知说”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的启示

陆王心学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派对传统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影响。王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所提出的“良知说”在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方面更是具有丰富的文化育人的价值与资源。其中,壬阳明所提出的“破心贼”以“明明德”,“明人伦”以“亲民”,“成圣贤”以“止于至善”,对于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提供了三个层次的教育目标,从大学生个体自我的道德为出发点,外推至对社会伦理关系明确与建立、再到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及落实,秉承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根本要求。     

重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王世贞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清人已确证《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从《金瓶梅》“指斥时事”、抄本之源、小说中的吴语、王世贞的学识等考察,作者当为王世贞。大名士与非大名士（中下层文人）共同参与了《金瓶梅》的创作。《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联合创作说”具有强有力的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