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王沂首任宣文阁鉴书博士考

元代宣文阁共有多位鉴书博士,但王沂却鲜有人关注,其名往往被同为鉴书博士的周伯琦所掩。本文通过钩稽史料,证实王沂不仅是一位精于书画鉴赏的鉴书博士,而且早于周伯琦首任于宣文阁。     

"浙学"与"阳明学"论纲

浙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古越文化甚至是浙江地域的史前文化。但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学术形态,浙学应以王充为源,而成型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发展于明清,转型于近现代。浙学的内涵,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别。浙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十个字,典型地体现在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五个命题中,浙学精神对当代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仍具指导意义。阳明学是明清浙学的主体。阳明心学是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根本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其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力行实践、多元包容的精神对当代修身立德、齐家立业、治国理政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解构的“典故”——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新论

本文比照白居易的《长恨歌》,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以上海和上海的女人为歌重新确定了“史诗”和“女人”的概念,在把上海这座城市化为女人的心灵的同时,拆解了女人的历史,构筑了女人的现代,为当代女性城市文本组建了一个界碑     

悲剧性的存在--由《我爱比尔》看王安忆的悲剧意识

王安忆是一位具有鲜明悲剧意识的作家,<我爱比尔>体现了作者浓厚的悲剧意识.作品通过对比尔、马丁、阳春面等一系列情感及文化层面上的对比,展示了阿三无可选择、不可逃避的悲剧命运,从中隐隐透出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忧患,以及对任务关怀的现实悲剧意识、情感悲剧意识和命运悲剧意识.     

汪曾祺小说的“传统”与“现代”——从《聊斋新义》谈起

本文从分析《聊斋新义》系列小说的内容入手 ,结合汪曾祺本人的创作谈 ,讨论汪曾祺 2 0世纪 80年代的小说观念 ,尤其是他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的理解 ,以及这些理解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汪曾祺对“现代”的理解基本局限于现代派手法 ,如意识流 ;在他的创作中 ,传统与现代意识构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微妙关系 ,这一点也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宋人笔记和唐人传奇的看法中     

试析钱谦益的"弇州晚年定论"--兼及钱钟书对"定论"的评价

钱谦益反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除理论主张外,还独创"州晚年定论",揭示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晚年发生变化,进行自赎和改悔,反省和修正过去的观点,符合其"多历情变"的实际,也用来为自己的诗学理论张目。其中一字之异,将《归太仆像赞》中"久而始伤"的"始"改为"自",不能回避"舞文曲笔"之嫌,但与大体符实地"定论"相比,毕竟是次要的,以此将其文学理论说成"每不足信",是一种非事实求是的一偏之见。     

社会底层尊严的书写--王安忆小说伦理观解读

当下的文坛以富人形象塑造为中心,文学创作的底层意识十分稀薄,而王安忆作为当代著名海派女作家,却以其社会底层尊严的书写,显示出了当下文坛的重要伦理意义.在王安忆的底层形象书写中,底层突破了物质力量、社会偏见的束缚,通过个体劳动来积极建构的自我价值,充分展示出贫民尊严的力量.她的关怀底层大众的写作有助于改变当下文学对于底层人物关注不够的现状,大大提高文学的精神品位.     

王重民目录学研究述要——纪念先师王重民教授诞辰100周年

本文介绍了他在书目索引、古箱善本、敦煌遗书、目录学史和古代印刷史等研究中的重大成就，并阐明研究目录学以书目工作实践为基础、继承优良传统和开拓创新的学术道路，以及具有考证和校勘特点的研究方法。     

从船山论史看其史论之精神原则

王船山论史主要围绕着历史中之天命、公私与时势以及华夏夷狄之辩而展开。从天命之尊严,到公私与时势,再到华夏夷狄之辨,始终贯穿一基本的精神原则,即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民族主义的固守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价值)的捍卫、继承和宏扬。船山史论尤其是民族主义对近世湖南乃至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影响深远。     

浅论写意花鸟画的继承与创新——从湖南画坛“三老”各具个性的花鸟画谈起

缺失文化底蕴和急于事功是当今花鸟画坛存在的隐忧.湖南画坛"三老" :王憨山、易画境、欧阳笃材,苦追传统数十年,至晚年方各创新路独树一帜,是继承和创新的"样板".继承是创新的出发点,创新是目的.思想、生活、技法是创新的"三大法宝"舍此别无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