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与王安石交游新辨

韩琦与王安石两人由于最初交往时的误解,以及性格、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没能建立起十分亲密、融洽的私人关系。两人后来又有不同政见之争,但并未成为水火不容的仇敌。王安石在诗文中曾表达出对韩琦的敬重与感激之情。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韩琦也没有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没有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对于彼此的人格,他们还是互相敬服的。韩琦与王安石的交游体现出二人宽容大度的胸怀,展现了两位当世名臣的风范,可以驳斥前人对于二人关系的歪曲。     

论王充的儒生观

王充视著书立说之鸿儒为儒生的最高层次,肯定其文化创造力,空前突出鸿儒与“立言”的价值,其儒生观对于儒生的自我定位、儒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王安石诗文的审美意蕴

王安石的诗文风格可用“瀑出山涧”为喻。其立意卓尔不群,超凡脱俗,如壁立千仞,具有峭拔美;其抒情激情澎湃,无所羁绊,如瀑挂前川,飞流直下,凌厉强悍,具有阳刚美;其结构布局,叙议结合,一线贯穿,具有和谐美;其诗文形制短小,意蕴深刻,简洁明快,省去了百川支流的汇聚过程,展示着飞流直下的瞬间美景,具有精简美。     

汪曾祺文学世界的哲学思考

汪曾祺独特的文学世界根源于他对世界独特的认识方式。汪曾祺将世界看作一个以人为本的整体,人与他者在整体的宇宙中共在,人的存在的最高价值是超越在场。汪曾祺由此而来的艺术观念从文本之内指向文本之外,他认为艺术存在于由在场到不在场的想象空间,想象是沟通在场的生活世界和不在场的意义世界的桥梁。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王梵志诗中的浚县俚词俗语浅释

王梵志诗语言通俗易懂。其中,口语俚词、俗语方音俯拾皆是。对此,诸家多有注释,然有不少未及,且又多有讹误之处。今就笔者所见拾缀如下,权人诸家注释之补。     

从王维诗歌看盛唐的隐逸文化

通过王维诗歌所展现的语言空间,可以归纳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隐逸文化,透析出盛唐文人在大唐盛世背景下走向隐逸的深层原因,即有唐代统治者对文人士族话语权的限制,“终南捷径”和庄园别业的兴起。     

《诗经·大雅·韩奕》“北国”地理考

《诗经·大雅·韩奕》中的“梁山”应即《山海经》所说的“梁渠之山” ,即为朝鲜半岛的太白山脉。《诗经》中的“北国”所辖朝贡方国有北方的肃慎、秽人、良夷等。其中良夷可能即是朝鲜半岛的土著。《诗经》时代的韩国也并非只有一个 ,东北之韩即为位于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 ,册封于成王时。《诗经·大雅·韩奕》记载了周宣王对韩侯结姻亲之好、行重封之礼、委方伯之任的重要史实 ,这对我们研究和理解宣王中兴与北土开拓的历史有重大意义     

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

王安忆小说创作执著于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从而不得不承受守望生命存在的人生孤独,其小说中的生命个体虽然表现出走出孤独的种种努力,但挑战孤独的结果却是陷入了更深的孤独。王安忆的小说守望孤独而并不绝望。     

王士禛五载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

王士禛是清初神韵派的领袖，被奉为“一代正宗”，扬　州五载是其辉煌艺术人生的起点。他“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结交遗民隐逸，举　行大型酬唱活动，创作了大量的含蓄深婉、富有言外之意的神韵诗，为诗学开辟了新境界，　受到钱谦益、吴伟业等诗坛大老的赏识援引。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在其一生中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