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误区》一文的几点质疑——与赛妮亚同志商榷

赛妮亚在<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误区>一文中指出王安忆创作的三个问题,即"欲望化写作与小资产阶级情调","个人悲观和虚伪的艺术"及"追逐时尚".而本文认为王安忆一直是一个严肃关注人内心世界的作家,她对人生对人性对社会的思考贯穿她写作的始终,因此有必要对这样一位创作时间跨度长、数量多、风格多变的作家评价时持慎重态度.     

论王寅诗歌的隐逸风格

王寅的诗歌具有浓重的隐逸倾向。他在诗歌中始终保持"优雅"的"旁观者"与"审视者"的姿式。同时他又怀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他的"隐逸"是他在面对物欲时代灵魂的粗鄙与精神领域的荒芜时,对"当下"的无声反抗和对诗意的心灵栖居的寻求,有着疏离与超越的双重内涵,体现的是一种鄙夷的力量和操守的尺度。从本质上说,王寅属于那个充满牧歌式的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     

论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

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与其儒家大一统王道政治观相辅相成,既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反思,也是对建立新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的理论建构。王通强调以政治认同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基础,提倡仁德面前各民族平等,主张民族文化交流与互补,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民族观,并为唐代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开启了理论先河。     

从船山的责任意识看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王船山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士人应担负起匡维世教、救君之失的社会责任,经世致用,参变知常,不丧所依,集中地凸显出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这种责任意识不仅在历史上发挥着激浊扬清的积极作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为国为民艰苦拼博,而且亦启示当代学人脚踏实地,承担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从孙承泽与王铎交游论及人清后二人不同的生活状态

孙承泽和王铎是清初两位身居高位的“贰臣”,也是清初书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个重要人物,入清后二人来往密切,相携游玩、共赏书画。在清统治者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自身身事两朝大节有亏的负罪心理双重作用下,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王铎消极逃避,借助酒和书画,佯狂适世,颓废自放,而孙承泽则能积极面对,著书“立言”,玩赏书画,潇洒送日月。     

论济慈"两个房间"与王国维"两个境界"的内部关系

在美学基本形态的表述层面上,因了康德哲学的因素,以叔本华的美学理论为枢纽,济慈的"两个房间"和王国维的"两个境界"可相互映照.因此,我们不但可以通过比较来理解和阐释它们的涵义,而且在论及"两个房间"和"两个境界"各自内部的关系时也可将它们联系起来,互为印证.在浅层次上,济慈和王国维分别认为各"房间"、各"境界"均无高下之分;在深层次上,因了时代的作用力,他们又各自认为,"无我"实质仍为"有我","无思"终不免"初觉".     

论《世说新语》的人物关系网——以王述为中心的考察

《世说新语》是一部分类记事的志人小说,若将其中某一人物分散在各门中的零星言行记录合而观之,将会呈现出该人物的整体形象和由此辐射而成的人物关系网络。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挖掘《世说新语》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效应和深广的社会文化内涵。     

对抗与合作：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

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一方面经由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的论述,凸显了对抗的一面,土芥—寇雠之论又最让统治者胆战心惊;另一方面通过师、友、事的评析,显示了合作的一面,师友之论又最让士阶层心往神驰。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关联,现实地展开于士阶层参与政治的具体实践之中。孟子器重师道,强调智识分子以道尊于势的理想来应对势强于道的现实,从外王转向了内圣。这实质上是孟子的义仕派立场以及王道政治学遭遇现实困顿之后的必然转向。     

论《石洲诗话》的神韵诗说倾向

《石洲诗话》前五卷成书于翁方纲任广东学政期间,代表了他的早期诗学思想。分析蕴含其中的辨体意识及对唐宋诗的讨论可知,王士稹神韵诗说对翁方纲此期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