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建设与渭河污染治理研究

据渭河流经陕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渭河水质现状，通过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与有关工业、生活污水管理排放标准比较分析，提出在加强监督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同时更应重视渭河流域生态环及环境建设与保护在渭河污染治理、恢复其应有功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诗家仙佛终无缘——论李白性格的双重性

通过对现存史料考证,未发现唐代诗人李白与王维有酬唱的诗文以及互相交往的记载;认为李白与王维人格之质的牾不谐,以及李白自负又自卑的双重性格,才导致了上述文学史实的发生;对李白这一矛盾复杂性格特征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李白的思想,读解李白的诗歌。     

王羲之名盛于唐之别因

王羲之“书圣”桂冠在东晋断不可得,本文试分析了王羲之书法声名大振于唐的别因。     

北魏末的文化模式与尔朱荣的败亡

北魏末年,封建性的鲜卑—汉文化模式在北方社会占主导地位,这种文化模式与部族文化的差异,使羯族首领尔朱荣在权势达到顶峰时丧生,其部队随后分裂并被鲜、汉联军消灭。这说明鲜卑—汉文化在当时还有巨大的影响力。     

试论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魏源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在满清王朝江河日下、内忧外患的危急情势下,他提出了对内改革弊政,对外实行开放的主张,这一思想后来被洋务派所吸收、运用,对洋务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

“习俗催生艺术,艺术改造习俗”,文学艺术与民俗结有不解之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魏六朝赋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包括节日民俗、婚育民俗、信仰民俗和礼仪民俗等。挖掘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对研究一些民俗的起源、本义及其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城市世俗生活的透视与观照——论王安忆的都市小说

面对城市的喧嚣与动荡,王安忆以一颗平常的心,真切地书写市民阶层的苦与乐、悲与哀。在多元化文学大潮的冲撞下,她坚决地抵制了媚俗化,敏感而诚挚地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对于城市世俗生活,王安忆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同时,作为一名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女性的知觉与意识,女性在作家的文本中有着突出的份额,而且往往成为王安忆城市叙述的“代言人”。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