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论王维的资质禀赋与文艺才情

本论认为,王维资质禀赋高,天机清妙,涵泳、资发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为文艺才情的张扬和横溢,是其建树大雅人格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从而为士人所景仰．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魏晋士人的文化精神及现代意义

魏晋时期,士人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精神:任诞放达与任情率真、自我尊重与自我觉醒、崇尚清谈与崇敬自然、风度超逸与风趣高雅,这种文化精神对于我们如今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生命意识以及构建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论王韬的经济思想的创生性

王韬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首倡"恃商为国本",主张学习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真正揭开了批判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序幕.兴利是王韬经济思想的中心议题,他主张通过国佐工商的途径实现全面兴利,并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他强调"利权归我",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王昌龄诗学几个问题新析

王昌龄论文学"南北宗",以北宗指北方汉魏风骨,以南宗指南朝文风,实际承继了魏征、李延寿等关于南北文风不同的说法。王昌龄论"意"提出很多重要思想,他所论之"意",有着丰富的内涵,既指诗中主旨,又指作品主旨体现出的思想境界,还指构思之意和感兴之意,指诗歌创造的丰厚意蕴。王昌龄"格高"说,是提出一个层次比较高的艺术审美境界。关于声律,王昌龄也提出很多看法。王昌龄论格律调,提出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庄子与魏晋文人的独立人格意识

魏晋的“文学自觉”首先是文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步形成其各自独立的人格意识。而这却与文人受庄子思想影响所引起的心态变化密切相关。正是庄子以人的个性自由为基础的人生哲学,促进了魏晋文人十分突出的个性化特点的形成。     

略论韦应物诗歌的艺术渊源

韦应物与陶渊明并称“陶韦”,学陶是韦诗的基本方面。除此以外,韦应物还很注意学习《古诗十九首》、“大小谢”以及其他汉魏以至晋宋齐梁的诗人,形成了其诗歌“源出于陶”,融汇诸家的艺术风貌,取得了自创新格的成就,颇有自己的特色。     

对抗与合作：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

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一方面经由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的论述,凸显了对抗的一面,土芥—寇雠之论又最让统治者胆战心惊;另一方面通过师、友、事的评析,显示了合作的一面,师友之论又最让士阶层心往神驰。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关联,现实地展开于士阶层参与政治的具体实践之中。孟子器重师道,强调智识分子以道尊于势的理想来应对势强于道的现实,从外王转向了内圣。这实质上是孟子的义仕派立场以及王道政治学遭遇现实困顿之后的必然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