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型——基于王安石变法时期路级提刑司的研究

北宋熙宁、元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的著名的改革运动.提点刑狱司这一宋代重要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与此次变法关系密切.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改革者对提刑司相关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降低提刑官的选任标准、严格考核制度、配备属官、增加武臣提刑等,使之更符合新法的需要.与此同时,改革中最重要的"富国"、"强兵"等职能在提刑司等地方政府身上得到明显增加.从这场著名的变法运动可以看出,提点刑狱司作为宋朝地方统治体系中最重要的"司法、监察官",在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中角色发生明显的转型,司法之外的财政、军事职能得到显著增强.这种"多面手"的角色转型适应了改革的需求,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改革措施的推行和地方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千秋雅调》与清初江南隐逸风气

<千秋雅调>,是清初一部著名唱和词集.王晫50寿辰,赋<千秋岁·初度感怀>,有214位词人参与唱和.寿主王晫与唱和词人多为江南隐逸之士,他们的唱和词中,体现了隐逸生命精神,<千秋雅调>足以证明.清初江南存在一个隐逸群体,当时的隐逸风气十分盛行,这主要是由清初政治现实和江南独特的生活背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魏晋隋唐文士佛学修养论略

魏晋隋唐时期文人学士多喜与名僧交好,兼修内外,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深厚的佛学修养.王公贵族、丈人学士的佛学修养与佛教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理论的本土化.     

论儒家君子与王维的人格塑造

王维一生把"内圣外王"的儒家君子作为孜孜以求的人格理想,这促使他一方面自觉躬行儒家所设立的"仁"的道德品格,不断加强和完善内在修养;另一方面积极入仕,把内在的道德修养转化为外在的政治实践,并使其政治理想具有儒家的"仁政"特色。     

王安石新学哲学的创立

王安石新学的建立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首先,从王安石对太极、道、天名异而实同的规定、道的特性界定可以体认出其哲学逻辑结构是太极、道、天→阴、阳、冲气→五行→人物的模式;其次,王安石从天道下行人道、从人的性命安顿体认出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在对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子人性善恶之辩缺失分析之后,提出与礼乐结合并当于理的情之发动;再次,王安石提出新故相除说,不仅明确万物运动变化的趋势,亦是其变法的理论支撑。王安石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为理体学的开创起着推动的作用,其《三经新义》亦开出转训诂之学为义理之学的先风。     

藏本失踪事件与蒋汪的联合应对

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这为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失踪,日本"藉端生事",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应对,为使前方"剿共"军事不受"挠动",蒋介石采取"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两手准备。汪精卫按蒋介石指令对日百般隐忍,媚态十足。藏本失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真实态度。     

论王维的“外人内天”与“内圣外王”思想

"外人内天"是王维诗文中表达的理论思想。"外人"之"人"包括了儒家修身、治国之道即"内圣外王"的全部内涵,指理想化的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内天"之"天"则指超脱于尘世俗念之外的佛教修为,即达到色空无碍,生灭不二的真如涅槃境界。这是既置身宦途,同时又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笃行佛教禅宗的"诗佛"王维的独特之处。     

春秋纬篇目辨析

春秋纬的篇目以《后汉书.樊英传》中李贤注列举的13篇和有宋均注的《春秋命历序》、《春秋内事》共十五篇为基本篇目。后世在对春秋纬辑佚时由于学术观点以及所见佚文的不同导致春秋纬篇目逐渐增多,今天能见到佚文的春秋纬大致有24篇。在对春秋纬进行研究时,我们应当以前15篇春秋纬的佚文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其余作为春秋杂纬以备参考。     

船山人格精神对湘军将领的影响

晚清时期湘军集团的将领们大多十分推崇王船山的学行,船山人格精神里几个突出的特质,如以坚贞之遗臣所体现的民族气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醇儒气象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所体现的济世情怀,对湘军将领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船山人格成为湘军的精神动力,成就了湘军将领们"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人格。     

“造新不暂停”——论王羲之兰亭雅集对金谷游宴的“临摹”

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对石崇的金谷游宴进行了形式上的模仿。这种模仿行为与魏晋士人追求雅逸的风气有关。石崇的金谷游宴带有世俗色彩,而兰亭雅集则期在精神享受,这是两者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