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最深之意义”：王国维“境界”说的人生意义维向论

把王国维的“境界”说当作“唯美主义”的文艺理论是一种误会。“真”与“善”也是王国维“境界”说的重要维度,这是因为,王国维的“境界”说实质上是一种人生“意义”的理论,它所言述的是先验世界中的真、善、美“一体”之域。     

王安石的本体论建构及其特点

为了回应佛道之学的挑战、复兴儒学 ,王安石在批判、否定佛道空无学说的同时 ,提出了其道本体论 ,并力图由天及人 ,从道本体出发对儒家的纲常名教作出论证。但是其本体论建构的特点是以人法天而非天人合一 ,存在着天人二本的缺陷。相对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本体论建构的目标而言 ,王安石的本体论建构是不成功的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论《红楼梦评论》的小说批评特征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小说批评专论,也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纲领性著作。在小说批评上,它以哲学美学作为批评基础,以中西汇融作为批评手段,以主题精神作为批评对象,以艺术自由作为批评目的,从而树立了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范式。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略论“荆公新学”之“新”

宋学张扬士大夫的独立个性与《孟子》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升格运动密切相关,而王安石变法则标志着《孟子》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开始受到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敬慕与青睐。特别是王安石把他的理论重心置于对时政问题的把握和审视,以经学推动变法,凸显了"荆公新学"的致用特征。于是,《三经新义》就成为其"托古"思维与施行"少年新进"策略两者之间互动的时代产物。     

汪祚《道命录后序》的文献学价值

保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明弘治九年于明刻本《道命录》是现存最早且完善的《道命录》传本,该本卷末保留有汪祚《道命后序》一文,明确记载了朱申续增、程荣秀新增《道命录》的具体情况,对《道命录》宋、元及明弘治本的刊刻与流传作了说明,并揭示了程颐、朱熹家族后裔在《道命录》的编修、传播等方面的特殊贡献,反映出家族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汪祚《道命录后序》在《道命录》及道学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王安石《字说》说解字义的特点和以“会意”说解字义的原因

首先,根据散佚于古籍的《字说》字例,归纳出王安石说解字义的五个特点,认为这些特点都是以他自己所发挥的“会意”之法为中心,并将“六书”的会意与王安石的“会意”之法作了简单比较。其次,认为王安石《字说》采用“会意”之法说解字义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源于他的字义“出于自然”的文字观,二是他反传统注疏之风的实践,三是学术和政治的双重需要。这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体现出他提倡的经学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一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