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家仙佛终无缘——论李白性格的双重性

通过对现存史料考证,未发现唐代诗人李白与王维有酬唱的诗文以及互相交往的记载;认为李白与王维人格之质的牾不谐,以及李白自负又自卑的双重性格,才导致了上述文学史实的发生;对李白这一矛盾复杂性格特征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李白的思想,读解李白的诗歌。     

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

“习俗催生艺术,艺术改造习俗”,文学艺术与民俗结有不解之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魏六朝赋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包括节日民俗、婚育民俗、信仰民俗和礼仪民俗等。挖掘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对研究一些民俗的起源、本义及其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浅论两汉、魏晋儒医的隐迹现象

两汉、魏晋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有所开拓、有所创新的一些著名医家,却没有张扬自己,而是走隐迹的道路,淡化自己、隐匿自己。对于当时“君子不耻”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医家来说,他们的隐迹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符合儒家思想的退隐选择,是一种实践“仁”道的方式;“重道避世”是隐迹的名医选择的另一种活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干支流航运状况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航运在北方水上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黄河上游部分河段及整个中下游河段都不同程度地有航运利用。"黄河也曾千帆过"是这一时期并不少见的情形。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河、洛河流经政治中心地区,其水上交通亦被积极地开发。受水文及政治因素影响,黄河干支流各河道、河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航运状况。     

论魏晋玄风下的中国佛教般若学言意观

魏晋时期佛教般若学言意观,在对教义的理解上,在“言语道断-假言假象-忘象息言-求理象外”的体系建立上,在论述语言及其表述方式上,受到当时魏晋玄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比如对语言符号假有、空性的认识,对“形象”的认识以及提出的“顿悟”说等,拓宽了认识和意识能力的范畴,对后世影响甚深。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论汉魏六朝仪式歌辞的文化功能与传播特点

仪式歌辞是为满足封建王朝各种仪式活动需要而创作音乐歌辞,因其满足仪式活动之需的特殊功能,内容上强调其与仪式活动符号象征的一致性,形式上多采用典雅的四言正格,在传播方式上呈现出程序性、依附性、组织性和共时性特点。仪式歌辞特殊的文化功能和传播特点决定了其传播效果的局限性,在传播范围的拓展性、传播时间的延续性方面均不能与娱乐歌辞相比,人们对仪式歌辞的接受,也主要是从其内容的“象征图式”和“意象结构”出发的,是否美听悦耳不是接受重点。     

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中文学性最突出的要属其中的偈颂部分。偈颂与诗歌同中有异,互相影响,其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鸠摩罗什译偈对王维散文偈颂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式体例、语言修辞、音声韵律和内容类型等方面;同时,罗什所作三首偈颂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罗什译偈、自创诗偈与王维佛理诗文创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印证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