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体意识

嵇康《声无哀乐论》不但是音乐的,而且是哲学的,隐含了嵇康对生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与价值认同,代表了魏晋士人探索主体性价值的成就。其中所展现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性认识的新的理论趣味,既奠定了嵇康音乐新解的历史价值,也建构起他所主张的个性自由和逍遥的理想"音乐"人格。     

韦丛芜“合作同盟”问题辩析——从新发现的两件韦丛芜的史料说起

鲁迅先生热心培养并寄予厚望的未名社主要成员韦丛芜,1933年辞去大学教授之职,回到家乡安徽省霍邱县任县长,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由于脱离社会现实,加之地方恶势力陷害,最终以身陷囹圄而终结。对这件公案,长期以来众说不一,鲁迅先生哀叹其“神驰宦海”,同事斥责其“堕落”,研究者称其为“蜕变”。此次新发现的两件史料,充分说明韦丛芜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忱去推行“合作同盟”,既非梦想做官,也非腐化蜕变,他是一位没有辜负鲁迅先生培养的爱国文人。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盖天保墓砖铭考

以大同城东南（平城东南八里）新出土的北魏盖天保墓志志文为据,对墓主人盖天保的籍里、官职、北魏平城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特别是从志文提供的新资料,“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对平城东南通向中山（今定州）的官道作了详细推考,首次提出自平城直达定州进而南向中原的战略要道总称定州大道,而史书所载直道、莎泉道、灵丘道则是它的异名或分段修筑时使用的名称。从“墓中无棺木,西葙（厢）壁下作砖琳”的记述,对照同时期墓葬,特别是大同地区出土的诸多北魏官僚墓葬的形制,指出在北魏平城中后期,随着墓室的逐步扩大并向房室化、厅堂化发展,葬制也随之更多地再现着夙兴夜寐的现实生活。空旷的墓室替代了局促的棺椁,床榻、灰枕也给行将就木者以精神的慰藉。这种颇具生活意味的葬制可能与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以远的葬俗有关。     

王闿运对释敬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释敬安是清末民初湖南著名的诗僧,早年作诗多出于苦吟,中年应邀参加王闿运创办的碧湖诗社,受王闿运诗歌理论的影响,取法汉魏六朝诗歌华丽的特点,辞旨清远,虽为僧人而作诗不乏性情,在湖湘诗人中别具一格。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东魏、北齐征讨都督论略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承袭北魏末年的制度,仍然设置征讨都督。当时国家设置的征讨都督是以大都督为称号的。这些征讨都督已经不是兼领职,而是独立的职官。国家设置征讨都督而向其授节,也不是固定的制度。为适应征讨作战的需要,国家还设置了受军事统帅统领的征讨都督。东魏、北齐征讨都督在军事行动中与行台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论王维对老子济民意识的接受

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历来被人们误解,以为他的思想完全是消极的、出世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不仅关注现实,且有着较强的济民意识.对于老子的这种济民意识,王维不仅有所认识,且自觉进行了接受,具体表现在他主张:第一,无为而治;第二,战与非战;第三,功成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