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分子话语权缺失的忧思——张者小说《桃李》解读

20世纪90年代,在世俗社会、市场经济、个人操守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下,以邵景文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丢失了象征着自己身份的话语权。其话语权的丢失集中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份的异化。丢失话语权的危害就是导致知识分子本身终极价值意义的颠覆。     

北朝碑刻胡姓改化姓氏词初探

少数民族姓氏简化有规律可循，大体上是将简化的单姓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单姓（多为汉姓）相结合，改后的单姓与原有复姓之间或语音上、或语义上、或文字上总是存在种种联系，体现了改姓之初有利于民族融和的意旨。这可以从北朝碑刻中胡姓改化姓氏词得到证明。     

《世说新语》研究与魏晋文学史的"原生态"视角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我们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     

《国语集解》训诂札记

《国语集解》以三国韦昭注本为基础,汇集有清一代众家之长,近乎善本。然而犹有疏漏可议之处,本文就《国语集解》注释可议者十处予以辨证。     

卫绾“罢黜百家”说质疑

多数学者认为董仲舒不是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人,肯定卫绾为第一个。笔者认为卫绾所提出的罢黜不是诸子百家,而仅仅是纵横家与法家,也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罢黜百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是李斯与秦始皇,不过他们所罢黜的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在内的百家。     

云冈石窟文化中“人的觉醒”的审美体现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就是占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那些无用的谶纬宿命论和神学目的论受到摒弃，在这种背景下，“人的觉醒”成为一个新的理念。云冈石窟作为这个时期突出的艺术成就，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觉醒”这个划时代的印迹。     

“后王维”时代的王维接受

"后王维时代"的王维接受,呈现出接受的多元和动态的特点:全盘接受—部分接受—全盘拒绝。走向王维和走离王维,都是时代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无疑使诗歌出现了千新万变的繁荣,中唐诗人创造了别开生面的奇异世界。因此,王维的边缘化,其实质涉及到社会转型而引发的诗歌转型,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     

试析魏晋南北朝诗人写作的模拟袭用现象--兼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诗歌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诗坛模拟袭用之风盛行,诗人在模拟与重复中感受并彰显诗歌形式美的各种要素,对于促进古典诗歌走向成熟以及诗歌意象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因模拟袭用之风推动,魏晋南北朝诗坛出现了数量众多分别在内容、情境、语言、风格诸方面相似或相近的诗篇,甚至导致传播过程中某些诗篇署名的混淆。探讨曹植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的相似,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论朱熹与王维接受

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从审美评价看,他推赏王维的律诗、辋川体与《辋川图》等;从道德评价看,他尖锐批评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节,以至压倒了其审美评价。朱熹对王维的时褒时贬,看上去似矛盾而又无序,但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他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他的崇尚气节,崇尚雄健,崇尚平淡,与他对苏轼的接受密不可分。还原朱熹的王维接受,探讨其在后人王维接受中的影响,对于文学接受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