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生态环境建设与渭河污染治理研究

据渭河流经陕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渭河水质现状，通过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与有关工业、生活污水管理排放标准比较分析，提出在加强监督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同时更应重视渭河流域生态环及环境建设与保护在渭河污染治理、恢复其应有功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诗家仙佛终无缘——论李白性格的双重性

通过对现存史料考证,未发现唐代诗人李白与王维有酬唱的诗文以及互相交往的记载;认为李白与王维人格之质的牾不谐,以及李白自负又自卑的双重性格,才导致了上述文学史实的发生;对李白这一矛盾复杂性格特征的梳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李白的思想,读解李白的诗歌。     

北魏末的文化模式与尔朱荣的败亡

北魏末年,封建性的鲜卑—汉文化模式在北方社会占主导地位,这种文化模式与部族文化的差异,使羯族首领尔朱荣在权势达到顶峰时丧生,其部队随后分裂并被鲜、汉联军消灭。这说明鲜卑—汉文化在当时还有巨大的影响力。     

试论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魏源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在满清王朝江河日下、内忧外患的危急情势下,他提出了对内改革弊政,对外实行开放的主张,这一思想后来被洋务派所吸收、运用,对洋务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秦汉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

秦汉经营西部的过程,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开发西部历史长河中的第一个大的浪潮。秦汉根据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关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差异而制定的西部开发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逐步深入、综合的过程,政治统一与经济开发同行,军事威慑与抚绥相伴,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在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代开发西部提供了有益探索。秦汉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种植粮谷、开垦荒地等活动,在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同时,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破坏。     

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

“习俗催生艺术,艺术改造习俗”,文学艺术与民俗结有不解之缘。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汉魏六朝赋承载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包括节日民俗、婚育民俗、信仰民俗和礼仪民俗等。挖掘汉魏六朝赋中的民俗文化对研究一些民俗的起源、本义及其演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代社会教化模式探析

社会教化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方式。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社会教化,通过发布诏令、行为示范、兴学定制、设置三老以及发展私学等措施来推行之。这些措施保证了汉代社会教化的顺利实施,而且形成了为后代社会所继承的模式,从而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