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民性批判中的“奴隶”话语辨析

在晚清的思想和文学中,普遍认为奴隶是中国人的本性。对奴隶的认识和批判实质是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多重揭示,不仅把矛头指向了君主专制,也包含满族的统治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奴隶批判的目的是要国民从奴隶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它是民族国家想象的一个重要步骤。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无论亚洲和欧洲都经历了政治奴役的历史,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奴隶"的批判也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因此,把"奴隶"当作是中国人的本性,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解。     

论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对“骈文化”创作倾向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主要从继承与创新两个角度论述了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的"骈文化创作倾向",全文论述角度更加偏重于这一时期书信体散文文体形式上的发展与创新,而这种发展与创新主要是从语言句式的对偶、四六句式的对仗、音韵声律的和谐以及用典技巧的运用四个方面来加以体现的。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使读者对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骈中有散,散中有骈,骈散相间"的文体形式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金代女真族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金代女真科举考试是专为女真族人设置的一种入仕考试。它始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在世宗、章宗两代趋于极盛。这种考试具有完整的应试、选拔、录用制度,为金遴选了大量治国人才,对元、清两代的蒙、满少数民族科举考试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教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宋本《玉篇》引《说文》考

宋本《玉篇》明确标注出的引《说文》(大徐本)的内容,包括释义、析形、书证、注音、字形和重文。其引文与《说文》相应条目的不同,表现为十二个方面。修订者参考了不同于大徐本的说文本子,或者引用时改动了原文,以及宋本《玉篇》和大徐本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都可能导致这些不同。     

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试论苏轼小品文对晚明小品的影响

苏轼小品兼有魏晋之洒脱和六朝之隽永,而自成一家。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晚明小品文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晚明小品文作家在其中吸收大量的精华。苏轼小品文在题材的生活化、语言的简练畅达、幽默与讽刺、自然成文不拘格套等方面对晚明小品影响深远。     

“言文一致”与方言小说——清末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与“言文一致”、“小说界革命”的思潮密切相联系,晚清对用方言写小说形成一个理论自觉,也出现一批方言小说,其中以吴语小说和京语小说最具代表,可谓别开生面。但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来模拟口语的逻辑与小说“开民智”要求的普及性,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性形成矛盾。重视小说艺术性的小说家就提出“另为一种言语”和“另造一种通行文字”的观点,这种兼顾口语化、普泛性和艺术性的白话书面语革新,才符合“官话一国语”建构的路径,为小说语言的由俗变雅提供了可能,也修正了方言小说的弊端,但这一理论真正的实现则在五四时期。     

江南文化的诗意解码——潘维诗歌论

在江南文化的世界里,潘维是鲜明的诗性符号之一。作为潘维灵魂基因元素的外化,“江南雨水”、“少女”、“太湖”、“巨龙”等江南文化地理意象,既是潘维破译江南文化的诗意密码,又是读者破译潘维灵魂密码的钥匙。他宣称自己是“汉语诗魂的守护者”。他对于“汉语帝王”角色的自期,显示出他的诗学野心。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论王维的资质禀赋与文艺才情

本论认为,王维资质禀赋高,天机清妙,涵泳、资发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为文艺才情的张扬和横溢,是其建树大雅人格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从而为士人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