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论晚清的小说翻译与翻译小说

晚清文坛早期存在“华夏中心论”的倾向,对西方小说经过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之后才逐渐吸收,大力翻译。与此相联系,晚清的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合译到独译、从译述到意译两个阶段。而晚清翻译小说呈现出“翻译中国化”的总体特点,这种特点分为表层文化中国化和深层文化中国化,后者体现在种族存亡意识的突出、中国传统道德的制约、道家出世精神的渗透、绿林精神的移植等方面。     

明清时期郑州水患及其治理

水患曾经是郑州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明清时期尤为严重。它不仅吞噬了无数人口,冲毁大量良田,淹没大批城池和村庄,而且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郑州地区水患严重,主要是黄河经常决口,降水集中,土质疏松等原因所致。明清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防洪治水措施。这些措施虽有许多缺陷,但对我们今天治水、治河,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宋代义仓

义仓是宋代救荒仓储制度的主体之一,虽历经多次置废反复,管理体制和救荒职能仍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完善。在宋代救荒活动中,义仓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社会稳定、民生安泰做出了贡献。     

《水浒传》与北宋党争关系初探

从文本细读和文化阐释的角度来探讨《水浒传》与北宋新旧党争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发现,《水浒传》与北宋党争之间主要存在三方面关联:首先,《水浒传》作者感情倾向倒向元祜党人;其次,《水浒传》存在的“尊北黜南”的叙事模式与北宋新旧党中存在的南北之争相对应;再者,《水浒传》存在多处否定新党的言语。     

"升隶"与"落厢":试论北宋厢军与禁军的互动关系

北宋初年,太祖、太宗通过简拔厢军精锐、扩充禁军,实现了“收其精兵”的既定目标,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改变了厢军这一藩镇旧兵的性质。此后,奉行“祖宗家法”的北宋君臣,在军队建设中,都把厢军与禁军视为一体,不断以厢军补充或升隶禁军,同时又把不合格的禁军兵员降为厢军。尽管厢军、禁军的主要职能不同,但在北宋时期却是紧密相连、互相依存的整体,二者的互动关系,是募兵制条件下北宋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元朝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及其对旅游资源保护的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统治者比较懂得爱惜野生动物。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他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条例和法规,详细规定了狩猎和禁猎的时间、地点及捕猎野生动物的种类,并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使元朝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走上了法制轨道,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一切对于今天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仍有借鉴意义。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论汉初的咏物小赋

汉初咏物小赋具有写物注重刻画、有铺张之风、主题表达以颂为主等特点。汉初咏物小赋为汉赋提供了基本的写作范式,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论博学鸿儒《明史》之独特价值

康熙朝的博学鸿儒集体纂成的《明史》初稿,在材料的搜集、编纂体例的设定、史实的考核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是今《明史》的基础。鸿儒史臣深受清初遗民史家的影响,加之朝廷为修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秉公直书、坚持公论,使初稿有别于其它几稿《明史》,具有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