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别具一格的讽刺艺术

《常言道》为清落魄道人所编,通篇以金银钱为线索,串引出无数人事来,摹尽世态,写足人情,展现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风俗图,寄托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激之情。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从唱和词集为《全清词·顺康卷》补目

《全清词·顺康卷》的出版,把清词、甚至清代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台阶。然而,把清词网罗无遗显然难度极大,搜遗辑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笔者近期关注清初词,发现许多唱和词集有《全清词·顺康卷》未收词作,顺便补录274首,以俟补编时参考。     

元代亦集乃路的屯田开发

元代屯田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甘肃行中书省下的亦集乃路,虽为下路,但地处边陲,是西北军事重镇,该地的屯田开发亦受到元政府的重视。亦集乃路的屯田开发在元代屯田的大背景下,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屯田类型囊括了元代的全部类型,屯田户种类及民族成分复杂等。本文仅就亦集乃路的屯田面积及户数、屯田类型、屯田户的构成和屯田的管理机构等问题略加阐述,力求向读者展现亦集乃路屯田开发的概况。     

宋代传统民俗文化中娱乐体育的商品化

宋时期城市的繁盛,素为研究者注目。从体育的角度去看,其体育的发达也堪称是中古代城市之冠。本文从商品经济与体育市场化的关系入手,展示了宋代市民体育娱乐活动的市场形态与商业化经营。体育娱乐市场的新兴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阶段性意义。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从一则史料看清王朝与琉球王国的贸易

清乾隆时,初设于雍正七年（1729）的军机房改名军机处。军机大臣在给皇帝上奏折后,其所奏内容另行由军机处负责抄录副本存档。其中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一本奏折中,就有关于琉球国与清王朝贸易往来的详细记录,反映了当时清政府与琉球之间的友好关系。     

明末天主教在广东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16世纪中叶 ,天主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国 ,首先传入地是广东。此时 ,天主教在广东发展经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本文结合现存中外文资料 ,分 3个时期对其曲折历程进行一次系统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