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视野中的福公司河南矿案

福公司矿案迁延日久,其交涉进程反映了近代河南政局中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而有关著述者对该案的评判方式和立场,也有着浓厚的因时局而变的特征。这使得有关研究更像是政治叙事,而非客观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围绕福公司矿案所发生的政治变动要复杂得多,从中仍可找到学术创新的切口和路径。     

文姜小议

春秋时齐国女子文姜因性生活问题，遭到后人多方面的贬斥.文姜出嫁鲁国后，鲁国在齐鲁争强中逐渐失势，文姜数度以国君之礼与齐国国君会晤，协调齐鲁关系，增强了鲁国的实力和地位，但史家们却未给予应有的评价.本文认为，文姜不失为古代一位颇有才能的女外交家，不应以瑕掩瑜.     

压出来的“新”——论闻一多在性灵与故纸堆之间的挣扎

作为五四新一代的文学史家，闻一多别开生面的文学史研究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但其中亦包括一些惊世骇俗的怪论。细读《伏羲考》，可以见出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路径和学术设想。在性灵与故纸堆之间的挣扎最终压出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新”，这便是闻一多强烈个人风格生成的原因。     

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

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二卷专录桐城诗派后期诸子的诗作,凸显了桐城派北传之后围绕吴汝纶渐次形成的"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组合,而其诗学批评在继承桐城诗派"诗文一体"、"熔铸唐宋"的基础上,突出了宗风杜甫的祈向,尤其注重涵容雄奇诗风,反映出时代风云之气在内心深处的激荡。     

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中的独特片段

文章对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中部分与汉文本不符的颂文进行了翻译并查考其他汉文异本得出这些颂文译自《梁朝傅大士夹颂金刚经》的结论。     

六朝目录学新变对文体辨析的消极影响——以"文笔说"为例

六朝时期四部分类法的逐步确立,对于文学发展而言其影响并非全然是积极的,将文体辨析限制在集部内部进行,反不能产生较为纯粹的文学观念。以当时最能体现文学独立意向的文笔说为例,文笔之分自始即在四部分类的前提下进行,但到了南朝时期,随着文学批评的不断深入,文笔论者开始本于自己的文学观念而此一前提有所突破,但终未能完全舍弃。二者间的矛盾,使得各家的文笔理论均不能贯彻到底,从而无法产生更为纯粹的文学观念。四部分类对文笔说存在此种影响的原因,是两汉以降文集创作的繁盛所导致的四部分类取代《七略》分类这一过程与文体辨析发展之间的同步性,而此种影响何以是消极的,则在于早期四部分类法实用色彩之浓重。     

简谈越南汉文赋对中国赋的借鉴与发展

在题材与内容上，越南汉文赋借鉴了中国赋原有的咏物、纪行、抒情等题材及歌颂、讽谏等特点，以及中国各种历史与文化知识。与之同时，越南赋也创出了自己有民族特色的表现方式，体现出历代越南士大夫的思维、思想、志向与感情。     

舞曲乐府诗的文体特征探讨

舞曲歌辞是汉唐乐府诗的一个重要类别，与舞蹈艺术结合，是其有别于其他类乐府诗的重要特征。在舞曲创作背景、表演情境的影响下，大多舞歌文本重叙述事件、描写场面，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其语言具有指向受众的内在要求。同时受舞曲来源影响，舞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民间歌舞的色彩，呈显雅俗并存状态。     

《经义述闻》训诂之“见”

为了更好地认识了解王引之《经义述闻》的“经义互参”这种体例,从而更好地认识王氏在训诂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采用了列举法对于这种体例进行首次挖掘和研究。根据参看对象的不同把它分成四类,并对每类举例分析说明。结果表明：“见”的运用使得著作结构简练、直接,言简意赅,尤值得后来之训诂著作仿效。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