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氏文通》中的“读”

《马氏文通》对“读”的解释最为含混,其作者马建忠究竟想用这个术语表达什么概念,研究者们说法不一。本文对《马氏文通》中各种类型的“读”进行认真的爬梳,通过汉英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得出一个结论《马氏文通》中的“读”是比附英文语法的从句“创造”出的汉语语法中的“畸形儿”,它结构形式不一,或以句子,或以词组,甚至以词的形式出现。     

《艺文类聚》编撰人员考辨

传统观点认为,《艺文类聚》是"欧阳询撰"或"欧阳询等撰",这种看法源自《艺文类聚》的书前署名和《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而这样的记载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往往突出了欧阳询,却遮蔽了其他起过重要作用的编撰人员。在短时间内编成一部体例较为完善的大型类书,一定是多人分工主导编撰而成。史书上记载的六位编撰人员均具有良好的资质,且其中四位留下了主导编撰的痕迹。欧阳询、陈叔达、裴矩和袁朗是《艺文类聚》实际上的领修人。     

温庭筠禅思想论析

温庭筠游历佛寺,广结佛缘,与宗密禅师瓜葛颇深,明显受到了主张“直指知见”的荷泽宗禅思想的影响。文人对宗教思想的诠释是自由的。温庭筠还广泛接受了《庄子》、《涅槃经》和洪州宗的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坐禅,重视直心自得的体证,认为人在世俗生活中就可能得到心灵的自由与解脱,使他的禅思想向“自然适意”的方向发展。但是,温庭筠执著于“诸行无常”的“生灭法”,始终无法臻于“寂灭为乐”的禅理的终极境界。     

从《马氏文通》名字章看马建忠的名词研究

《马氏文通》在正名卷和名字章对名字的概念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分类标准。马氏更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分类方法,已经意识到词类转变可以发生在三个层面：意义、位置和语音形式。双音名字的构成方式主要有四种。     

“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工具和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者认识到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国人具有文字崇拜的心理,白话文运动具有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     

故国之思与信史精神——万斯同、温睿临与《南疆逸史》的编纂

万斯同和温睿临同为清初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史学家,二人交谊笃厚,互相推重.万斯同以二十余年之辛劳,为官修<明史>作出卓越贡献,他以务存信史、别识心裁作为修史的指导思想,在史料上强调广采和别择,在体例和文字表述上务求严谨、精审,尤其关心保存南明史的记载.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是在万斯同的鼓励与帮助下完成的,此书在修史格局上苦心经营,以"纪略"起到"本纪"的作用,与清朝官方"深没南明"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在列传的撰写和编排上,突出忠臣义士的功绩,对抗清活动记载颇详.足见万斯同的故国之思和信史精神,均在<南疆逸史>中得到成功体现,这部佳作的撰成是万、温两位史家深厚友谊的见证和爱国思想的结晶.     

《老胡文康乐》的东传与改编

《老胡文康乐》源出于粟特九姓之一的康国,由九姓胡人通过西域东传中土,其传人的时间在东晋初期以前。东传以后至少以四种形态演出过,一种是原生态的胡歌胡舞,一种是丧家乐、假面戏性质的《文康乐》,一种是作为《上云乐》组成部分的《老胡文康辞》及相关歌舞伎,还有一种是经百济人改编过并用于嘉会的《文康礼曲》。由于该乐历时悠久、流传地域广泛、表演形态众多,所以颇为典型,对于中古诗歌、乐舞、戏剧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闻一多诗学的意义

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代诗人的功绩是打破传统,第二代诗人则希望有所建设。在第二代诗人中,闻一多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从历史意义而言,他把20世纪初的现代汉语诗歌运动,从破坏引向到建设的道路,不仅从本体立场出发进行诗歌思潮的深入反思,而且提出了很有诗学意义的形式秩序的建设方案。从今天或现实的意义而言,在诗歌的美学意义和形式探索备受怀疑的语境中,重新回到闻一多提出问题,有利于中国诗歌克服长期以来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形式规律的倾向。     

王士禛与田雯交游考论

王士稹与田雯在清初康熙诗坛是"同郡同时"、官级相类、地位颉颃但诗美追求不同的名家,其交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人一生交往频繁,而非"隐然负气"、"不相结纳",虽然田雯与赵执信同样与王士旗所持诗论不同,但由于性格原因,田雯与王士旗不是"争名角立",而是关系融洽.     

苦命天子的好命老师——简论咸丰帝师杜受田

咸丰帝师杜受田在朝政中建树不多,不为人所熟知,死后却获得清代文臣中地位最高的谥号＂文正＂。这并非偶然,其人一生在＂生＂、＂试＂、＂事＂、＂逝＂等环节上,其实皆有成就其地位的重要因素,这应为我们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