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后期对杜甫认知角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发展有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强调对纯艺术的追求,主张诗歌的形式美和意境美;后期则强调诗歌要关注时代、融于社会,要站在时代前沿,为人民服务。虽然在文艺观上有如此巨大变化,但闻一多对杜甫却自始至终给以最高的评价,只不过在这种不变之下,其评价的坐标已发生重大转变。这种实质的变化虽然常常被表面的不变结论所掩盖,并因此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但只要细心的挖掘,这种转变仍然可以发现,并且被清晰地揭示出来。促成这一不变与变的原因,除了时代的因素、文艺观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这就是闻一多个人出身、经历、人格特征及政治观、人生信仰上有诸多和杜甫契合和差异之处,正是它们共同促成了闻一多在杜甫评价中的复杂现象。     

王彝“文妖”说与明初文学批评

王彝《文妖》一文对杨维祯的批评,是明初官方意识形态下,建立新朝自身文学体统的反映,既有理学渊源也有个性言说。王彝以"文妖"指斥杨维祯,其批评并不仅是指向杨氏个人,实则含有区别元明之异,着意凸显明朝文学典范的目的。明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始功当归于王彝,同时,其"文妖"说也是明初文学批评风气之坏的开始。     

《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及其文学影响

与汉代经学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对应,《汉书·艺文志》建立了严密的“载道”体系,“六艺”对其他各略具有规范意义,“诗赋”略的划分使“文学”的类别属性首次得到揭示,其又被划归于“载道”体系当中,使“文”与“经”（道）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奠定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基础。     

严谨求实勇于创新--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略论

闻一多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过去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认识和总结,文章在对新版<闻一多全集>及其他文本中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其古代文学研究所显示出的几方面突出特点.     

析《段注》所正《说文》各本字本义

段玉裁自正或依《说文》旧本、音义书、经传文赋及其注等正《说文》各本字本义;以正释字字形、字序为主,另补、删字本义;他的整理正本清源,体现出研究主见和博大精深的语言功底,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心雕龙》的设问辞格

《文心雕龙》中的问句以设问为主。穷尽描写表明,《文心雕龙》设问辞格的形式标记有单用、连用、套用三种情形。《文心雕龙》中的设问辞格有其语用意义,独具共时表达功用和历时承用价值。     

“《左传》丽人谱”之文姜论

春秋早期的鲁夫人文姜在《左传》中共计出场15次之多,堪称该书用墨最多的女性人物。文姜是春秋时期闻名遐迩的美女之一,《诗经》对她的生平也多有记载。由于《史记》中对其与齐襄公兄妹乱伦的宫庭秽史言之凿凿,人们对她的评价一贯不高。但结合《春秋》、《左传》之记述,文姜不仅是一个美艳动人的女子,还是一个有着杰出才能的女性政治家和外交家,她的一系列作为为鲁国在庄公时期赢得了罕有的国际地位,其功业不可忽视。     

闻一多诗歌创作浅探

闻一多的诗歌内外兼修,既注重"内的原素"("幻象"、"情感"),也关注"外的原素"(声、色),同时还在自己的诗歌中倾注了诗人特有的精神质素。从《红烛》到《死水》,乃至他1930年创作的《奇迹》,我们不难发现,创作主体内部纠缠着的"纯情"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下,诗人所承受的苦闷的精神重压,也正是这种重压造就了诗人的创作成就。     

《文心雕龙》及古代有关地域文化(文学)的理论思考

长期以来,学界论述地域文化(文学),大多引进西方相关理论为鉴借,忽略了华夏地域之独特性,未能注意发掘中国地域文化(文学)相关理论的内蕴,因而论述时多有扞格未通之处。《周易》《尚书》《汉书·地理志》等注重于华夏南北东西地域之土性民情之共通性与独特性,颇有地域文化相关理论的表述。王国维、刘师培等学者有关地域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考,既继承传统,亦有比较大的发展,是近代理论思考现代转型的萌芽。而刘勰《文心雕龙》对地域文化(文学)的理论思考,能从哲学层面作深入思考,又能根据特定的地域,论述所赋予文学家的血气心知之性之异,虚实辩证,自成系统,深化了传统地域文化的理论,丰富而深刻,其理论创意思辨承上启下,实具开拓之功。     

民国之际“文笔之辨”及其文学史意义

民国之际的“文笔之辨”既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亦与骈文和散文之争的文学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一批学者以北京大学为阵地，对“文”与“笔”范围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六朝文论的复归。从文学史上看，民国之际的“文笔之辨”在为骈体文寻求正统地位的同时，客观上也张扬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总之，民国之际学者们有关“文笔之辨”的理论总结和创作性的阐释，使得清末民初成为了“文笔之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