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平衡协调论的一次伟大尝试

西部大开发的法治保障同样存在着“路径选择”问题 ,但经济法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导法治保障。立足于现代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本质 ,对西部大开发中特殊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 ,应改变过去国家全面强制的方式 ,坚持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宏观的、适当的、间接的调控模式 ,并以此为基点加强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法治建设     

论秦汉至明清时期的西部政策

中国西部以纵深广袤、民族构成复杂多变而成　为历代封建王朝制定边疆政策的重点，因此从秦汉至明清，无不从政权设置、笼络上层和发　展生产诸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考虑，经过两千年漫长的经历之后，西部与中原的关系更加密　切，封建王朝也从中总结出一套较为成功的西部政策。     

西方五国教育立法的主要特征及我国教育立法的借鉴

美、英、德、法、加等西方五国普遍重视教育立法,其教育立法有着广泛的内容、健全的体系、规范的程序、完善的技术、严格的监督系统,而且强调教育立法的与时俱进。我国教育立法可以从中获得有益借鉴:必须坚持“依法治教”,注重教育立法与教育改革的相互促进,完善教育法规体系,规范教育立法程序,改进教育立法技术,强化教育法律监督系统,丰富教育立法的表现形式。     

湖南红色旅游开发创新研究

红色旅游是我国一项新型旅游产品,发展势头迅猛。湖南省红色旅游的发展初具规模、品牌突出、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很大。可以从组织空间结构、旅游精品体系、展示手段和形式、资源整合、区域合作、宣传促销、资源保护等方面,开辟出一条湖南省红色旅游开发的创新之路,以充分发掘我省旅游开发潜力。     

西部大开发中的法制建设和环境优化问题

法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效的制度供给是促进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措施 ,必须用法律规范西部大开发中的各种优惠政策 ,发挥税收法律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杠杆作用。要促进西部地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还必须依法优化人口环境、区域发展环境 ,加强对国土资源的科学管理 ,重视开发特色经济。     

西部经济发展的长期机制:社会分工和制度变迁视角的分析

社会分工发展不足是制约西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是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短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短期启动经济,而不能长期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制度变迁是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长期机制。通过社会分工和制度变迁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措施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完善行政体制,加快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 加快西部小城镇建设。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并在十月革命后认定第三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游记》写猴与《聊斋志异》写狐之“尾巴”的功能——兼及“人身难得”的文化意义

《西游记》写孙悟空由猴子而"初世为人"(第七回),尚不能不有尾巴,尾巴成为孙悟空形象鲜明特征之一,对人物性格塑造、故事情节设计都起有不少作用,有关故事中的孙悟空可以说是成也尾巴、败也尾巴。《聊斋志异》写"狐狸的尾巴藏不住",每成为其事体败露、图谋无成之机。二者有异有同,有后先承衍的联系。其共同显示的"人身难得"观念,首先是佛教的,同时为道教所接受,而又接近于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之说,可谓中华传统文化要义之一。     

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心理资本研究——基于湖南的实证

大学生村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群体。由于工作性质及培养目标不同,大学生村官比传统村官所受到的管理更严,肩上的担子更重,导致一些大学生村官在工作心理、工作环境等方面感到很不适应。基于此,对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在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等诸多心理资本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心理资本提升的对策建议,以更好地激发大学生村官与传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曾运乾经学研究三书述评

曾运乾不仅以精通声韵名家,经学研究也有骄人成绩。在《尚书正读》、《毛诗说》、《春秋三传通论》等著述中,他综合运用音韵、训诂、语法、修辞等知识,在解说经义、训释字词、点断句读、剖析文理、抉发经书意蕴、裁决经学争讼等方面屡有新获,能兼汉、宋之长,不拘今、古家法。曾运乾由小学入手治经,一改湖南经师不通小学的旧观,在湘学史上尤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