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民间再构

近年来,在网络通俗小说创作中涌现出大量的拟古世情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宏大的故事布局和对优秀女主人公的塑造,吸引了众多阅读者的目光。这些女主人公群像,不仅反映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眼光,也寄托了根源于以家族、财富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期待,还与当下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女性群体的自我期许相吻合。这些拟古世情小说在完成言情小说的爱情故事构形和实现娱情的休闲功能以外,也因为广大阅读群体逐渐步入或即将步入中产阶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重新赋予女性作为稳定家庭、增长财富、养育子女、传承家风的核心力量的社会意义,她们洁身自好,对爱情专一,勇于面对困难,乐于奉献,担当责任,胸怀宽广。这些新型的“高大全”形象,表达出女性主义的新倾向：女性的成长和幸福的获得,更重要的在于女性内在的精神力量,与传统的气节、操守有关的人格因素,以及家教和门风。这使得网络平台的民间话语表达,具有更为包容传统以及融合其合理因素的价值取向,也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遥相呼应。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西方文论研究与翻译视野

近期,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开始出现反思趋势,西方文论本身也成为反思对象之一。反思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文论的一些误读,原因之一在于部分研究者可能忽略了自身研究奠基于译文之上的事实,将译文直接等同于原文,因而也可以说是翻译视野的缺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引入翻译视野,即意味着基于译本进行的文论研究须与译本拉开一定的距离。翻译视野又包括转换意识、语境意识、差异意识三重内涵。转换意识即意识到译文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同时意识到由转换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语境意识是指意识到西方文论扎根的特定时空的文化形态及理论家的认知形态;差异意识是指对原作与译作所处时空差异的意识。翻译视野促使我们主动去了解西方文论在原语语境中的起源及发展,辩证地探讨其在译语语境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论译介热持续上升的今天,真正深入地理解与反思西方文论的内涵,更好地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     

明代宫廷书画收藏考略

明代宫廷的书画收藏十分丰富,嘉靖以后虽多有散出,但仍具有一定规模,直至明清鼎革之际宫廷所藏书画才散佚殆尽。明代宫廷所藏书画主要包括接收前代遗存、查抄籍没书画以及帝后臣工新创作书画几个部分。宫廷所藏书画主要由宦官机构司礼监负责保管,存放于质慎库中;另有部分历代帝王、君臣画像由印绶监保管,存放于古今通集库中。明代中叶以后,宫廷收藏书画通过充抵官员俸禄、偷窃等方式大量流散出宫,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补充和回流。明清易代之际,宫中所藏书画散佚殆尽,这为明末清初私人收藏家群体的崛起提供了机遇。     

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补考——兼论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

1909年北京学界于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是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桩标志性事件,学者们对此多有考订。根据新公布的《江瀚日记》影印本,可确认公宴时间为1909年10月4日,另外此次公宴的参会人员有18人,包括王国维,此日记为考察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之间的学术因缘提供了珍贵史料。此次公宴原本具有双重意图,既有对外联络西方学者、推动敦煌文献刊布的目的,也有对内促成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的用意。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