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铜镜制作的成就与问题

以往的考古界和美术界都对汉唐铜镜十分重视,这方面的著录及文献资料堪称丰富,而对于金代的铜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古代铜镜的铸造高峰是汉唐,而到了金时又迎来了另一个高峰。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可以从金代铜镜的研究上折射出金一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民俗的若干问题,特别是通过它的纹饰和铭文所反映出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内容早已远远超出了铜镜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和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对于北方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的拓展无疑提供了更多的实用史料。     

论唐代诗人对商人持鄙薄心态的成因——基于唐代商妇诗中商人形象的考察

通过对唐代商妇诗的考察可见：唐代诗人笔下的商人大多是轻易别离、薄情寡义的形象,这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商人的鄙薄心态。这种鄙薄心态的产生与士商地位的差异、士商社会形象的反差及诗人与商妇失意心态的共鸣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价值冲突与变革:新公共管理视阈中的西方公务员制度

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价值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是传统官僚制的法理性价值与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价值之间的碰撞。价值冲突的结果引发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即从政治中立到参与政治的转变;从终身雇佣制到灵活雇佣制的变革;从垄断化管理到市场化运作的变迁;从以规则为本到以结果为本的变化。与此同时,西方公务员制度在其变革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即放松规制带来法治的弱化;弹性化的雇佣制对雇员权利造成不良的影响;绩效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难以量化的窘境;民营化引发腐败问题。因此,如何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优势,确立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是中外各国公务员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从戴复古“不甚读书”的争论看南宋诗风的演变

从戴复古生前开始,对他是否读书的问题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引发争论。其实,争论出现的原因在于南宋诗坛风气的嬗变。“资书以为诗”和“捐书以为诗”这两种不同诗学主张的此消彼长,明显地影响着对戴复古评价的高低,并一直延续到后代。在江西派长期占据诗坛的背景下,社会上崇尚“资书以为诗”的风气。戴复古因从小失学而深感自卑,但他一直努力弥补以往学习的不足。随着江西派的衰落,崇尚晚唐诗风的永嘉四灵兴起,开始提倡“捐书以为诗”,此时戴复古所擅长的白描手法受到了社会的认可,读书多寡也不再被视为问题。但晚年的戴复古已经认识到江西派和晚唐派各自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上追大雅、宗法杜甫的主张。这正是他饱读诗书,转益多师,对前辈诗人反复比鉴后所取得的进步。因此,从戴复古一生的创作实践和诗学造诣看,他确实是腹有诗书的。     

域外植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大量域外植物入华是汉武帝时代丝路开通后的结果,外来的植物引种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推广。域外传入的植物用途主要有观赏、食用和用作香料、医药等方面,域外植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丰富了饮食文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医学医药、民间信仰和文学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关种植技术的记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述中,反映了这些外来植物在这一时期广泛种植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实际情况。域外植物的种植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元代墓志校读札记

墓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的宝贵语料。目前,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墓志在校点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选取元代墓志为例,通过比照拓片,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等方法,对其中的校点可商之处进行考辨,以还原墓志之原貌,促进墓志文献的研读。     

宋代閤职的内外演变与磨勘叙迁探析

宋代共设有三等閤职,最初供职于閤门,后閤职官员出外任职情况变得普遍,直接推动了外任武官兼带閤职制度的发展,此后閤职作为武官兼带的一种职名,成为奖励军功以及控制武官的一种有效手段。而閤职制度的发展也使閤职作为武臣清选的地位逐渐确立,表现之一就是在磨勘叙迁上较一般武官而言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同时,内外不同的閤职在磨勘制度上也有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也加深了閤职作为武臣清选的内涵。     

试析辽代骆驼的来源及用途

本文通过《辽史》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对辽代骆驼的来源和用途进行了剖析和论证,认为辽代骆驼的来源主要有战争掠夺和属国、属族进贡两种方式,而辽代骆驼的用途主要有驼运、骑车、驼载、驾车、纺织、捐官等,以此最终说明骆驼在辽代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甘青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陶器对比研究

从甘青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陶器的主要器形、陶质陶色、制作方法、纹饰等方面对比研究,从陶器的角度分析两个地区的先民是否存在文化交流。通过初步研究表明辽西地区的彩陶受到了甘青地区及中原地区的彩陶的影响,甘青和辽西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     

从唐诗看和亲公主的命运及其民族关系

唐代和亲诗创作丰富,既反映了人们对和亲政策的思考,也反映了人们对和亲公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亲公主们的命运与大唐国力息息相关,是当时民族关系的晴雨表:国力上升期的初唐、盛唐的和亲公主们,基本上保持了被尊崇的地位,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相对融洽;而中晚唐时期的和亲公主们则命运多舛,其时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