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康区藏族村寨--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考察报告

本文作者考察了四川藏区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发现历史上这一康区藏族村寨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单元 ,单元内生态资源互补、劳力合作、经济互助、婚姻内部流动 ,并曾在外力的影响下不断地进行过变革与调适。现今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系列工程的实施又将打破这个传统经济单元或文化圈子 ,把小圈子纳入到更大的圈子里 ,莫洛人在困惑与希望中不断地调适自己 ,寻找出路     

关于西部农民基本法律意识结构的调查分析--以西宁市y村为例

分析西部农民的法律意识结构,对西部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基础意义。文章通过对西宁y村的典型实证分析,认为西部农民法律信仰的生成理应根植于法律的生活化积淀,因此要逐渐改变农民是法治社会的边缘人的传统,将他们推至法律生活的前台,以培养法治实现所必须的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在地理位置、宗教传播,还是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都是有迹可寻的。从这种联系,我们可以窥见唐初西藏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同时也可以看出周边文化的多元化对整个西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西部开发中双语人才的实效分析

现代化的中国应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本文从当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趋势,分析了双语人才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西部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法律保障探讨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我国制定“退耕还林还草”战略决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西部地区人民营造一个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战略决策,必须尊重群众意愿,确保林草的成活率;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综合治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法规措施;必须认真落实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规范,树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协调观;必须建立和健全西部地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充分利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西部大开发要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家园,让西部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创新的制度结构分析

分析了我国科技创新制度结构的演进和制度结构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创新的影响,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     

跨文化情景下的文化认同与和谐相处——以在美国阿肯色大学的学习生活经历为例

以美国阿肯色大学跨文化交流的经历为背景,以具体文化情景下的不同感受和体验为基础,揭示了在跨文化交流的情景下文化认同的两种表现:既表现为因语言相同或相近、宗教信仰相同、地域相近或相邻而产生的亲近感和归属感;也表现为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吸引或冲突。而在这种跨文化交流的情景下要实现和谐相处,就要做到"我"与"他者"之间文化上的"欣赏"与"分享",即"文化的互为主体性",而这种和谐的实现源于人类本性的相通,即"人类心灵的共同点"。     

怛逻斯城与唐代丝绸之路

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古称“怛逻斯”。公元5世纪,粟特人建怛逻斯城,后来成为西突厥领地。唐朝称霸中亚后,在西域所设最远的羁縻州就在怛逻斯城,后为突骑施可汗占据。8世纪,突骑施的兴起,客观上为唐朝在西方建立了一道军事屏障,对遏止阿拉伯帝国东侵至关重要。然而,唐高宗却自毁长城,多次向突骑施汗国发动战争,导致安西四镇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黑衣大食的军事威胁。751年的怛逻斯之役,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兵败大食。对古代中国来说,怛逻斯河简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谓汉唐王朝国力向西发展的极点。     

"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关于"信心与反省"的讨论及其他

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不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占据思想界主流位置的种种世界主义的主张形成一种紧张的对峙.《独立评论》围绕"如何树立民族信心"的讨论,正是这一"紧张对峙"的反映.通过对这一讨论的内容、背景及其与"本位文化"论战的关联等多方面的梳理,试图展示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学人在国难日渐深重、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昂的现实面前的坚持、妥协和困窘,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既对立又相通的生动复杂的面相.     

青年流失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消极影响

当前农村青壮年农民过度流失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桎梏。必须改善农村的谋生环境和生活环境,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适度性和合理性加以宏观的调控,这是繁荣农村文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