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相政治思想初探

魏相是西汉时期有名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思想包括“奉顺阴阳”的顺动思想、“各有常职”的四时政治原则以及重民思想和法先王思想。从整体上讲,他所修持的是一种含有阴阳灾异内容、具有神学倾向的儒家思想。它不仅是当时普遍存在于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思想的一种反映,也对当时乃至以后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两汉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

两汉文学批评从文体形态上,出现了《诗大序》、《楚辞章句序》、《诗谱序》这样一批理论性强、观点鲜明的序文,还有像王充《论衡》的有关篇章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都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问题,理论的表述不再停留在片言只语,不再全然依附于诸子散文,较之先秦零散的片断式的议论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单独成文甚至成书的可喜现象,具有了专题性、经学性、史传性特征。可以说,到了汉代中国文学批评才开始走向独立,有了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或言说方式。     

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英语教学是语言教学，当然离不开文化教育。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在训练和提高学生语言水平的同时，应有意识地注重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教师应注意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中常见的差异，对中国学生常犯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错误及其原因进行教学指导。这对提高英语教学质量至关重要。     

西部地区农民素质与农民收人问题探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键是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农民素质较低 ,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要完善西部地区的教育体制 ,建立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教育网络 ,多方筹集教育经费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适应市场的能力 ,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既规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源、理论宗旨,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规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轨迹,同时它也提出了一系列关系到如何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差异,我国学术界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较为现象化、表层化,甚至存在主观判定和误读的缺陷,由此影响了我们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和理论传统的认识,这更加突显了加强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中世纪西欧贵族财产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原因新探

中世纪西欧贵族财产实行长子继承制,并非只是满足了封君的利益需要。事实上,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不仅维护了封君的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封臣及其诸子也同样有利,不应单方面强调某一方的利益。     

毛泽东、邓小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思想及其实践

为了彻底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之殚精竭虑,提出一系列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重要思想,并最终做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     

哈萨克族的族源和族名含义研究

通过对中外历史文献的深入探讨,文章肯定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为两汉的奄蔡、南北朝的曷萨、隋唐的突厥可萨;次要族源是蒙古汗国和元朝西迁至钦察草原的蒙古人。又在细致分析“迦沙”、“曷萨”、“克普恰克”等突厥语词汇的基础上,认为“哈萨克”族名的含义是“聪明能干的人”、“形质兼美”的人。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学两大学派之比较分析

20世纪20年代是是孔德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大学派在中国的逐步形成时期。共同的时代背景和本土化的愿望使这两大学派在坚持个性的同时相互借鉴,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建设;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指导方法又使它们的见解与作用相异。但是这两大学派都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