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论东亚三国西学成果差异及其原因

东亚三国在文化层面上存在着东亚各国的文化差异,即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显现的东亚各国文化的传统特性。通过分析得出,东亚三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是导致三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形成西学成果及水准差异的主要原因。     

身历家国巨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因司马氏征其入洛阳而在扬州举事,并派长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等往东吴请救兵。后诸葛诞败亡,而诸葛靓留在东吴为官。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孙皓即位后不久,诸葛靓参与平定施但之乱,后来还曾与丁奉一起率军北伐。西晋灭吴之役中,孙皓派张悌、诸葛靓等率军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但此役孙吴军队大败。吴亡后,诸葛靓先藏于其姊琅邪王妃家中,后回到故乡,并始终拒绝出仕。他与嵇绍二人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与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期间对该政权是忠诚的,而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部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反思

2 0世纪 90年代西部乡土小说 ,从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召唤到对城乡对立格局中的不平等关系的追问 ,从对乡土人生的皈依、亲和到对乡土文明所内含的现代普适性的注目 ,从对宗教信仰、宗教情感引导现实超越的可能性的探求到对抵御异化的生命神性的崇仰 ,其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向性。其对自足乡土人生的多向性探求 ,大多是以其理想主义的乡土封闭形态为基础的 ,因而在其理想主义色彩的背后 ,有着较强的保守主义倾向     

西域摩尼教的乐舞艺术

本文从乐人、乐器、乐曲以及歌舞戏方面进行考订 ,指出摩尼教乐舞艺术在西域的产生 ,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新儒学的《宣言》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

1958年,现代新儒家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批判西方文化的缺陷,并通过探索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问题的贡献而倡导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特殊贡献就是孔子的德性伦理学。该宣言成为现代新儒家复兴的里程碑。同样在1958年,英国学者安思康发表了《近代道德哲学》。该文宣称近代西方道德哲学家都走入了误区,在人们找到确当的心理哲学之前应该中止道德哲学研究。这势必将我们带回古希腊,特别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安思康的文章激发了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这两篇文献有着共同的批评目标———近现代西方道德,而且,各自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相似之处:一方的灵丹妙药是孔子的伦理学,另一方的则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然而,安思康并没有提及孔子,而宣言也漠视亚里士多德传统。进一步说,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由他们所分别推动的新儒学复兴与德性伦理学复兴这两大运动之间缺少对话和交流。通过比较分析这两篇同年发表的历史性文献,不仅可以找到两大复兴运动对话缺失的原因,而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宣言》没有能够发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德性伦理学方面的一致性。     

西部电影发展和中国现代性变奏

借助现代性视角来观照西部电影的转型,认为西方现代性主要是一种与过去断裂、向未来敞开、不断进步的时间意识,而由于多重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现代性则体现为一种东方与西方、乡村与城市、封闭与开放对比的空间结构。中国西部电影作为中国现代性追求的生动隐喻和民族现代性体验的深刻写照,在其发展早期,主要从"城乡差别"的对比反差来现实主义地观照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开放与保守等现代性反差及其对中国人造成的心灵震颤,而在后期,新世纪以来的"新西部电影"则回避现实,热衷于历史想象叙事,通过"朝野冲突"的戏剧冲突,浪漫地隐喻和象征了探索发展中的中国电影人既借鉴学习又力图对抗好莱坞产业强势的垄断、霸权的后现代矛盾与焦虑。     

西汉歌儿考辨

西汉音乐领域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歌儿＂。最初,他们只在宫中宴饮和祭祀上进行乐曲吹唱,发展到后来他们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地方上,成为西汉社会一支不容忽视的音乐群体。     

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乡规民约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但关于成文化的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仍颇有争议,大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北宋时期出现的《吕氏乡约》为最早的乡规民约,也有学者认为东汉已然出现早期的乡规民约,以1974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出土的一枚汉景帝初年的《中舨共侍约》的木牍为文本,在分析西汉乡村农业生产水平和方式的基础上,对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提出新的解读,认为成文化的乡规民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形式逻辑思维方法的培养训练

由于缺乏形式逻辑的培养训练，必然导致大学生思维和方法上的障碍。而单一的辩证逻辑思维定势和泛化倾向，则表明大学生们并没有真正把握辩证逻辑的方法。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技能的提高。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大学生的形式逻辑思维培养训练实属必要。此外，教师必须对西方经济学的“内部争论”和“外部批判”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判，以免大学生产生思想上的困惑和学习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