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遗民”视角看《人间词话》的内在矛盾

从"遗民"视角进入《人间词话》,可以发现"易代"的现实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空前思考与表达自由,可以更好体悟《人间词话》的强烈个性色彩。但是,从王国维品评作家所依据的内在标准,又可以看出其身上所遗留的传统士大夫式的心理洁癖。正是这种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属性,造成了王国维进退失据的人生矛盾。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

"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与重要象征。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的树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信仰基础。这一称号是在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认定中获得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经由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共同维护与完善。     

贾谊和西汉政治、经济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为文帝所采纳,并对后来晁错和主父偃很有启发。消除边患是贾谊治国方略之一。对于匈奴侵扰,文帝和景帝采取和、战结合,武帝则是先和后战,不同做法与贾谊方案是一致的。重视经济是贾谊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这样思想主张得到实行,文景之治带来经济的发展。武帝时币制改革,事实上也是贾谊思想在政策方面的实现。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明代诗论中的易学命题--“富有”、“日新”的理学诠释与诗学影响

《周易?系辞》所说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是一个被不断赋予新内涵的理论命题。张载、朱熹的阐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渗透到文学领域,成为明代文学复古派诗论的重要理论支柱。何景明和王世贞多承张载之说,强调“义理一贯”以简化法度,李梦阳和李攀龙则多沿朱熹之论,看重“藏用”和“显仁”的辩证关系,坚信“变化”、“日新”是循序渐进的必然结果。     

涉农贷款与农民收入关系实证研究——以易县农村信用社为例

农村金融机构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但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服务农民增收的力量相对薄弱,农村信用社是支农的主力军,而其自身能力有限,很难独立支撑起服务“三农”的重任.本文主要以农业信贷政策理论、农民收入增长理论为依据,灵活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易县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与农民收入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相应结论,为促进易县农民收入增长提出建议.     

铭文集释及西周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窥探

西周时期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 是一篇涉法铭文,其中涉及到的犯罪是诬告罪。本文在对铭文进行集释和翻译的基础上,总结出这次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这有助于了解西周时期的法律情况。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     

彝族漆器的造型、色彩及图纹意蕴

彝族漆器具有久远的历史,它由多种生产及生活用具系列组成。本文从漆器系列的造型特点、色彩运用以及图纹艺术三元素上,据揭示了其适合于本民族审美情趣的艺术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