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歌与朝鲜申纬诗歌之比较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歌文学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东传到朝鲜后,在申纬身上产生了很大的接受效应。申纬诗与王维诗相较,王诗体现出清新淡远、精美雅致的诗风,申诗则体现出淳朴闲淡、高洁雅致的诗风;王诗具有静逸明秀的诗境,而申诗则具有灵慧秀雅的诗境。总之,申纬善于吸纳王维的诗歌成果,以一系列追踪王维创作轨迹的会心之作,成为古代朝鲜的"诗佛"。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颜真卿《祭侄文稿》看陈亦门的《最后意见》

《最后意见》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产生巨大反响,它是《南京血祭》作者阿垅在狱中对自己的冤案所作的评判,是阿垅坚守良知、坚持信念的动人写照。《最后的意见》内容与形式合一,是作者心灵存在的体现。作者无意为文,不事构想,一次性获得而达至文章的最高境界。     

梁启超的“教育文学”与近代韩国文人的关系——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申采浩的影响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韩国的"开化期",此时期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说观的论文,同时韩国文人申采浩拿起笔来为祖国的未来奋笔疾书。梁、申二人把小说当成革命的工具,甚至视之为改变整个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中国近代文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韩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分析了中韩文人在小说观上的交流,重点以韩国文人申采浩为例研究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     

日常生活的诗意特质——阿毛的新世纪诗歌

阿毛的新世纪诗歌,给日常生活以家园地位,把目光更多投向日常共在的平凡人生,与日常主义诗歌传统接上榫头,但矫正了日常主义诗学中的粗鄙化倾向,且逐渐形成特色和产生影响,显得平和,清醒,冷静,淡然;从而呈现出日常生活的诗意特质,应和了新的社会情形和时代趋向,并以其"精神还乡"的价值取向而更加贴近介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小城。     

阿Q不能被酷评“大团圆”——与申燕商榷鲁迅研究应有的学理规范

申燕的《<阿Q正传>的艺术缺陷及原因》一文是典型的时下流行的酷评,对《阿Q正传》进行了缺乏学理的质疑和批评。其主要论点是对前人错误观点的简单拼凑,缺乏原创性的新见,而且其认为的缺陷缺少客观依据、牵强附会,体现出相对狭隘、传统、僵化的文学观念。鲁迅研究需要创新、需要破除陈规,但更需要尊重基本事实的真正的学理批评。     

从颜真卿《祭侄文稿》看陈亦门的《最后意见》

《最后意见》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产生巨大反响,它是《南京血祭》作者阿垅在狱中对自己的冤案所作的评判,是阿垅坚守良知、坚持信念的动人写照。《最后的意见》内容与形式合一,是作者心灵存在的体现。作者无意为文,不事构想,一次性获得而达至文章的最高境界。     

尼采：为了重新赢得“变易”的清白

"变易"是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但是,自从阿拉克西曼德开始,"变易"一直就被消极地笼罩在"罪与罚"的阴影之下.为了重新赢得变易的清白,尼采不仅借赫拉克利特游戏和审美的哲学废黜了这种笼罩在变易之上的"罪与罚"的乌云,而且还进一步对变易所带来的消亡和毁灭做了狄俄尼修斯般热情的肯定与讴歌,并把所有事物的"易逝性"看作是高涨洋溢的权力意志"对生产和毁灭之力的享受",看成是"永无止境的创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女阿Q或错版异形？--鲁迅笔下阿金形象新论

鲁迅作品中的阿金形象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涵,她既和众所周知的阿Q形象有着精神本质的交叉,又体现出鲁迅对阿Q形象的丰富、补充和发展。一方面,阿金具有相对旺盛却精神空虚的生命力,体现出进化的彪悍;另一方面,阿金身上却又呈现出可怕的典型性,她既缺乏对传统的敬畏,对现代性认知又出现偏颇、扭曲,从而可能形成了一种新的劣根性传统,鲁迅对此无疑有着敏锐的认知和不无担忧的洞察。     

20世纪早期中国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评析赛珍珠《大地》中的阿兰形象

赛珍珠是以创作中国题材小说而闻名于世的美国作家。在其代表作《大地》中,她没有附和西方对东方的两极分化认识,而是客观又有创意地描绘出一幅幅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图景。在东方主义背景下对《大地》中的女主人公阿兰形象进行分析,阿兰的传统与反叛形象反映了赛珍珠对待中国文化的客观价值取向,赛珍珠的这种写作态度摆脱了东方主义的束缚,为她在世界文坛上赢得了公认的声誉,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