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度与生态：在新一轮经济危机中重建政治——经济新秩序

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但其最终根源却是由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以物质幸福无限论观念所导向的国家经济增长无限论、市场主体财富增长无限论与普通劳动者的现代贫困之间所形成的矛盾、冲突积累到无法消解时的市场爆发。基于此,消解此场经济灾难以及最大限度地杜绝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的根本之策,是全面确立整体生态的视野和限度生存的原则,重建以生命——人之存在自由为最高原理,以普遍平等为共享平台,以广阔博爱和全面慈善之人道为价值导向,以全面公正为实践指向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社会管理的民众愿景倾向度与参与度研究

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管理工程,要求各方要素的有机配合和协调共进。民生问题是社会管理关注的中心问题,民众的愿望是决策的依据之一,符合民众愿望的决策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并取得成效;反之,则不利于在社会的推广。由此,在社会管理中,了解民众的愿景,强化其参与是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     

现代视域中的文化冲突与多民族书写——论新世纪藏区藏族文学创作的两个维度

新世纪藏区社会日益多元的文化发展和民族文化基质的现代开掘,以及多民族交融的不断深入,藏区藏族作家在不断超越过去封闭性、本位性较为明显的创作传统时,试图在现代多元民族文化的书写中构建更为深广的文学意义.基于多元化开放性的文化意识和现代性视域的构建,藏区藏族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两个新的纬度——聚焦现代意识烛照下的文化冲突,构建多民族书写的文学图谱.     

人文精神变革下的城市视觉污染及其防治

城市的发展建设是建设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文精神的引导下,城市建设应朝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方向发展。然而现代城市中出现的各种视觉上的污染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却与我们所提倡发展城市人文精神,建立人文城市的内涵相违背。本文在分析了城市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存在的几个重要的视觉污染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人文城市,杜绝城市污染源的几点建议。     

视觉时代的文化逻辑与文学生存

视觉时代是针对后现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一种指称。在后现代社会,当消费主义成为视觉时代的文化意识形态,其所培植的欲望与享乐也必然是视觉文化的逻辑构成。在此,以言说与倾听、书写与阅读为主导的文学运作模式让位于以仿真、观看为主宰的商品生产与消费模式,文学遭罹挤抑或被放逐或走向视觉化,被文化工业整合设计为一种商品类型。面对视觉霸权的肆意扩张,应旌扬听觉文化来重塑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与文学构境,让视听觉同谋共生,这样,文学定能重构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美好未来。     

电影疗法对身心的影响

电影疗法对于治疗这些心理疾病具有独特的疗效。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将身外之事暂时抛到九霄云外,观众的心情会陶醉于电影所呈现的虚拟世界里,并且情绪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文章从电影的题材类型、画面情节、产地、色彩、景别以及声音出发来揭示电影疗法对人身心的影响,旨在通过推介电影疗法,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视野与情怀——全球化视域下中外大片的叙事空间与话语形态比较

从全球化视域出发,大片叙事具有开阔的空间跨度和跨文化交流的话语特征,最能够代表和体现一国电影生产的规模、话语形态的特色和文化传播的影响力。近年来,一些国外引进大片的上佳表现,充分证明了大片叙事的文化与艺术魅力。与之相较,中国式大片则缺乏作为全球大片的底蕴和经验。在故事题材的选择与讲述、话语形态的建构与组织、话语策略的安排和运用上都存在着一些不足。尤其在叙事空间视野的开拓上,尚缺少一种全球化眼光和话语策略以及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艺术想象力。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式大片要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影,需要在加强话语形态建构的全球化定位和深化影片故事讲述的普遍价值意义上下功夫。大片要在艺术情怀的追求上着眼于世界文化格局,致力于民族文化特色与世界各民族文化需求的融会贯通。     

延安红色文化旅游视像地图设计的意义

文化旅游在世界各国迅猛发展。作为世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红色文化旅游需要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视像地图是为配合延安红色文化旅游产业而设计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性旅游地图,它的设计制作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为：可以方便游客了解延安红色文化信息;可以促进延安红色文化的宣传、教育作用;可以促进延安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人生》的“契约”性功能解读及征候分析

路遥的<人生>有效地采用虚构性、修辞性叙事策略,牢牢控制着文本,将毁掉爱的"契约"的高家林赶回了农村.通过对文本的解析,认为路遥的情感及其艺术世界从属于"过去时态",这既是路遥的局限,也是路遥的优点.指出在传统审美世界的"公共期待视城"里,作者与读者审美情感的交融是<人生>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