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历家国巨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因司马氏征其入洛阳而在扬州举事,并派长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等往东吴请救兵。后诸葛诞败亡,而诸葛靓留在东吴为官。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孙皓即位后不久,诸葛靓参与平定施但之乱,后来还曾与丁奉一起率军北伐。西晋灭吴之役中,孙皓派张悌、诸葛靓等率军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但此役孙吴军队大败。吴亡后,诸葛靓先藏于其姊琅邪王妃家中,后回到故乡,并始终拒绝出仕。他与嵇绍二人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与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期间对该政权是忠诚的,而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千年之痒》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吴昕孺的长篇小说《千年之痒》讲述了知识分子乌去纱跨越少年、青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乌去纱的生存变迁实则对应了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青春成长史、现代都市中的情爱史,以及在欲望时代中的命运史。《千年之痒》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本相和当代人的精神图景。     

伍子胥散论

伍子胥是吴国的忠臣,他从长远考虑,竭力主张灭越,但他的意见未被夫差采纳,反而被夫差杀害。后来吴国遭到越国的偷袭,夫差这才意识到自己错杀了伍子胥,于是他为伍子胥立庙设祭,即是忏悔,又是安抚。吴人和越人都尊伍子胥为江海涛神,是怕屈死的伍子胥亡灵变成厉鬼作祟。伍子胥在筑吴国都城和伐楚战争方面是有功于吴国的,然而他是楚人,他为了报家仇而不惜引敌国之兵攻入祖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还惨无人道地鞭尸,实在不值得后人称道。     

怀念吴橘泉先生

上世纪廿年代,中医受旧政府歧视,通令登记限制,条例苛刻。江苏吴中地区常熟响应各地中医团体,提出抗议,发行医刊,派遣代表逐级向县市、省厅部门抗争。浒浦地区有常熟县医学会分会常务理事吴橘泉呈文呼吁,得到医界支持,为捍卫中华医学宝贵遗产作出有力奉献,至今当地人民仍记忆犹新。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梁武帝与梁朝的藏书事业述论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官私藏书事业极其兴旺发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躬行垂范与奖励学术研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论中国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结"

本文对中国文人"巫山神女情结"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了多角度的透视,并对两千多年纷繁复杂的"巫山神女情结现象"作了认真的梳理和初步分析,认为"巫山神女情结"是宋玉的复杂心态与大礼教文化语境碰撞的产物,其心理实质是"后俄狄浦斯情结";"巫山神女情结现象"则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权话语的集中体现,反映了男性文人潜意识中对受礼教压抑的本色人性的深深眷恋,是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性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