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山词》常用语研究——兼论其艺术风格与师承

在蒋捷词的研究中,其词派归属和艺术风格历来是众说纷纭的焦点.从语言层面对蒋捷词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后,不难发现蒋捷坚持的是"本色当行"的词法,抒发的是泛着冷光的寂寞情怀,追求的是幽深婉曲的艺术效果.他与姜夔和吴文英有着较深的艺术渊源关系,所以其词从总体上讲并非所谓"豪放词"之余韵.     

论吴稚晖20世纪初期的科学教育思想

在吴稚晖当时看来,教育是一个国家盛衰的"总因",而配称教育二字者只是科学工艺,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就在于科学工艺发展的迟滞。在批判国内旧式教育的同时,他编报印书,普及科学常识以提高国民素质,鼓吹科学工艺来倡导青年劳作。特别是他创造性发起的留法俭学运动和创办海外中国大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高科技人才,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论庾信与吴伟业的精神契合

庾信与吴伟业两位诗人精神特质上有诸多契合之处，他们在人格精神上都具有游移性，身陷失节境地时又都表现出可贵的自省精神；为摆脱精神上的绝望感，同时他们还都存在着一种自辩情结和逃避心态。     

伍子胥散论

伍子胥是吴国的忠臣,他从长远考虑,竭力主张灭越,但他的意见未被夫差采纳,反而被夫差杀害。后来吴国遭到越国的偷袭,夫差这才意识到自己错杀了伍子胥,于是他为伍子胥立庙设祭,即是忏悔,又是安抚。吴人和越人都尊伍子胥为江海涛神,是怕屈死的伍子胥亡灵变成厉鬼作祟。伍子胥在筑吴国都城和伐楚战争方面是有功于吴国的,然而他是楚人,他为了报家仇而不惜引敌国之兵攻入祖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还惨无人道地鞭尸,实在不值得后人称道。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论扬州在吴烺人生中的重要地位

全椒吴氏家族与扬州关系密切,扬州的人文环境和吴家先辈的扬州经历使得吴氏子弟尤其钟情扬州.扬州给予吴烺诸多营养,扬州生活成就了吴烺文学、学术以及思想等方面的造诣；祖辈兴家的自豪与家业衰颓的悲伤,吴烺于此皆能找到寄托.吴烺与一大批学者的扬州交游唱和等也促进了扬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吴烺扬州经历及文学创作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历经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说明了封建家族与封建时代文人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的关联：以巫山神女传说为例

现有文献中有关巫山神女的记载较多,三峡地区也有不少关于神女传说的版本,只是其与文献记载的神女故事情节相差甚远。民众在创作民间传说时,会根据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伦理道德要求、自身的价值观、主流社会的需要以及文化传播等多种因素,完成传说情节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