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改观及原因探析

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认识的改观是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出于对民国政治建设寻求借鉴的动机而关注俄国“二月革命”的李大钊,因其自身深厚的政治学养、特殊的“调和”观和朴素的辩证发展观,最终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是开启世界新潮流的标志性事件,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后杭州的社会变迁

杭州光复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在杭州的统治,建立了军政府,日趋合理的行政区划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各种经济措施的实施为日后杭州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近代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城市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风俗的一系列变化使古老的杭州城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景象。辛亥革命后杭州城市在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变迁给社会面貌带来的重大变化。有利于人们了解近代杭州的现代化进程。     

喧哗与骚动中的成长危机--论“文革”童年叙事的人文反思

在由“五四”发端的现代童年书写进程中,集中而深刻地表现童年成长危机的是以“文革”为历史背景的童年叙事。这类书写立足于个体意识和生命意识,着意于揭示童年生命在无理性的政治喧哗的历史年代中的成长困境并凸现其内在的骚动和迷乱,从一个天真而又不乏智性的维度深入拓展了关于“文革”的历史反思和主体生成的道德与人性关怀层面。     

曲径通幽:一个时代的隐痛——从《白蛇》等作品看严歌苓对"文革"的另类反观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穿越30多年的时空距离,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接地带,旅美作家严歌苓凭借《白蛇》等作品,从童年及女性主义视角对文革作另类反观,对非常时代里的幽僻人性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深入探察,着力揭示出一个时代的隐痛。     

辛亥革命前后的欧化思潮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出现了“醉心欧化”的思潮,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宣扬西方文明,主张以欧化为中国唯一出路。欧化思潮与国粹思潮既相冲突、又相调和的关系,显示了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欧化思潮是其后新文化运动文化激进主义的先驱和渊源,对于20世纪中国趋新文化主流地位的奠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所反映的心理革命,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进步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

该文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经世致用思想延续的原因、表现和基本特征。在分别论述了经学经世、史学经世、经世文编等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之后,综合分析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层次性、融合性、复杂性等基本特征,并指出它的原典精神及其体现出来的某些人文精神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意义。     

解放战争爆发的政治学分析

1946年解放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刻板、僵硬的政治体制,是国民党政府未能建立一个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参政模式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国民党政府无法为当时新的社会力量、新的上层分子提供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而当时被排斥于政治之外的社会力量、上层分子又具有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这种政治体制和社会力量两种因素一但碰到一起,革命就会爆发。     

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

20世纪40年代新疆发生了反对地方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但是在前苏联错位的民族解放运动导引和苏联势力的控制下,出现了寄生于三区革命运动的分裂政权。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三区革命中的"二次革命"成为扭转三区革命性质转折点,"二次革命"使三区革命运动从"分裂毒瘤"的桎梏下解脱出来,高举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旗,步入真正的革命正轨;"二次革命"也使当时的新疆各族民众第一次在本民族内部受到了正确的国家民族观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了新疆民众政治觉悟和国家认同。     

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与当今村民自治在制度层面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与当今村民自治制度及村民委员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比较研究,系统分析二者在产生背景、组织机构、人员构成及具体职能等方面的异同,试图为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探寻更好的范式和摹本。研究发现二者在＂对民主化的解读、社会化基础、组织层次、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在农村基层治理中至关重要;农民在治理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意义重大;治理须与相应时期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这些经验教训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做好村级治理工作,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