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论持敬在朱熹心性修养中的作用

持敬是朱熹心性修养的根本工夫。朱熹从敬之作用的角度把敬界定为“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本文从“涵养须用敬”和“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两方面, 对敬之作用进行了论述。     

南戏中"义公"形象初探

南戏中的"义公"虽身处社会底层,但一个个古道热肠、疏财仗义,他们身上寄托了文人的道德理想,同时也体现着市井的世俗趣味.就谋篇布局来看,"义公"对作品结构也有重要意义.     

冯友兰方法论与朱熹工夫论

冯友兰先生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修养方法("求觉解"、"敬与集义")、新理学方法("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哲学史研究方法("抽象继承法").其新理学方法主要是指求觉解的方法,或者说是使人得到最高的天地境界的方法,不包括<新原人> 中所说的使人常住于道德和天地境界的"敬与集义".冯先生方法论受到朱熹工夫论的深刻影响.     

《大唐西域记》与唐五代小说的创作

唐代,佛教已进入鼎盛发展阶段,高僧玄奘所著录的《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大唐》)广为流传,其中所记载的异域的奇异故事亦随之传播于民间。而当时小说创作中有大量题材取材于民间,两者的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本文从《大唐》中梳理出部分题材,以大量实证材料证明《大唐》对当时"征奇话异"的小说创作产生深层影响。     

桃花牡丹岂相袭——驳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说

本文从人生境界、立身行事、作者态度等方面分析了袭人与宝钗所代表的“假道学”与“真理 学”的区别。文章意在否定袭人是宝钗的影子说。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

朱熹是我国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在闽北创设了云谷、紫阳、考亭这三所很有影响的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成绩卓著的讲学、研究、育人活动,推动了闽北地区书院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新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职能定位更加精准,议政格局日益完善,对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