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抟易学思想的影响

陈抟所开启的宋代象数易学一方面以《周易》的卦爻象数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超出卦爻象数之外,创新性地融合易老之说,积极探索自然万物的化生奥秘。陈抟易道相通、太极是一的宇宙本体论,融合了道家本体论和儒家太极说,并与道教内丹学紧密结合。同时,这种宇宙生成模式对邵雍、刘牧、周敦颐等宋儒以思维性启迪和深刻影响。     

走出“术前签字”制度的困境——从肖志军案切入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在解决肖志军案时应当适用《执业医师法》第24每。但是它在现实中却被《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确立的“术前签字”制度所架空。试图通过对“术前签字”制度进行革新从而走出“术前签字”的尴尬困境仍然不是一条一劳永逸的良策。只要权利保护的外部成本存在，《执业医师法》第24条就有再次被架空的可能。提高社会信任度，便是破解“术前签字”困局进而激活《执业医师法》第24条最终的钥匙。     

黑、红、黄三原色与凉山彝族文化

凉山彝族人民在我国古代五行色彩的基础上，在数千年历史的变迁与生活实践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力，通过认真反复地梳理，将神秘的、跳跃着生命的、传统的黑、红、黄三原色，确立认同为本民族的信息纽带和标志符号，并以此如实地传达出这个族群的色彩信息，表达了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感受和情绪。     

一曲双奏:论《古韵》与《呼兰河传》的童年叙事

凌叔华和萧红分别是京派文学和左翼文学的重要作家,进入抗战时期,两人都创作了一部带有强烈自叙传色彩的童年题材长篇小说,这其中有着惊人的巧合性和一致性。文章力图从对童年生活的遥忆、对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对男权思想的批判、儿童视角的切入以及散文化的叙事文体等多个方面深入探讨二者在叙事上的异同。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彝族古典文献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彝族古典文献是彝族古代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它作为我们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知识财富。要其成为可持续性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必须在用传统方法加强抢救和保护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科学的保护,并争取实现古典文献数字化,以便更加合理、有效地进行开发利用。     

“蟂矶传说”考析

所谓蟂矶传说，是指孙夫人为刘备自杀于蟂矶的故事。此事不见史书记载，杜撰系数高。明成化问，官方通过立庙对传说予以确认。此传说获得官方认同并形成广泛影响，离不开罗贯中对孙夫人形象的再创造，民间关于孙夫人投江而死的说法及“蟂矶”与“枭姬”音同，也为蠊矶传说的产生提供了一系列的依据。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考析——兼论“行状”的文体特征

行状是一种实用性文体,为死者门生故旧主动或应邀而撰,目的为表谥。史料具有可性信,情感具有真挚性。但作者的身份和情感又使行状对史料的选择具有倾向性。《文选》“行状”类唯收任《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一文,状主萧子良生前身后复杂的政治生态,在本行状中有曲折的透露。     

从＂易中天现象＂看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大众化

易中天先生成功实现了学术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接。公共图书馆是信息时代保障公民信息权利的制度和机构,文章叙述了公共图书馆为大众服务的时代背景,并探讨"易中天现象"给公共图书馆实现服务的大众化带来的启示。     

多语型民族语言习得的特点分析——四川盐源县白家村藏族多语习得的个案研究

少数民族兼用第二种语言有双语型及多语型之分,即有的只兼用一种语言,有的兼用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语言。多语型的民族在不同语言的习得中特点及规律各不相同。研究表明,多语兼用与民族杂居等自然、社会环境有关;婚姻习惯制约多语兼用的特点;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迁也直接影响多语兼用现象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