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背后的政治 ——晚明灾害频发的政治因素分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灾害发生最频繁、危害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究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如救灾责任主体功能衰弱、备荒制度名存实亡、救灾环节充斥腐败、政府决策脱离实际等。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晚明时期灾害发生频率趋于加快、危害极度放大,形成无岁不告灾伤、无灾成有灾、小灾变大灾的局面。     

明周太后与文华门哭谏事件

明代历史上,大臣为捍卫祖制伏阙争礼三次,最早始于成化年间的文华门哭谏。这次争礼因宪宗生母周太后在祔葬问题上与大臣的分歧引起,周太后的跋扈独断激起文武百官大规模请愿。文华门哭谏不仅引起皇室祔葬制度的重大变革,也是谏诤皇权不当行为而抗争请愿之开端。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     

对"徽商勾结、垄断"说的学术思考

“徽商勾结、垄断”说是一种既不符合事实,又不符合逻辑的说法,是对徽商名誉的侵害。迄今尚未发现有人曾对该说法提出可行性论证。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等,是该说法的学术破绽。今后仍坚持该说法的学者,则应出示自己的论证成果,以正视听。     

文学内律:明末"文社"兴起的真实动因

明末文学主要以文社为主流文学样态,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在目前学术界热衷于从科举文化解读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热潮下,却忽视了文社的文学本质。文社既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又是文坛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需要,而明代分门别户的标榜风气更促进了文社派别的林立,文社成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学内律才是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真实原因,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是一个不得不辨的新问题。     

小品文的审美价值及其在晚明的发展

晚明学者借用佛教中“小品”一词命名篇幅短小的艺术性散文 ,他们不仅在小品文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将其发展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明代文学成就的标志 ,且总结出小品文与正统文学在写作动机上的“一饷之欢”与“千秋之志”的区别 ,在创作目的上“自娱娱人”与“明教载道”的不同 ,并指出其小中见大、寸瑜胜尺瑕的审美特点。     

明代格调派诗学所遗留的矛盾与问题辨析

格调论为明代诗学的主流与正宗,明代格调派强调格调优先,从形式入手,采取了一种"倒学"的方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先天缺陷,致使明代格调论产生了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诸如强调形式,忽视诗歌内容;"师匠宜高"与"捃拾宜博"的矛盾;才情的恣意张扬与拘囿规矩之间的冲突;"正"变"之间无所适从的尴尬;标扬神完气畅、卓立遒劲的雄浑格调,却又拒斥格偏调弱、恬适淡远的神韵诗风;恪守"拟议"之典则而难以"轩翥出辙"成其"变化"。     

论晚明江南地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

明朝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意识发生异动,国家法律对妇女的限制有所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地区一部分女性自我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了萌动,她们淡漠贞节观念,追逐时尚,注重才情。不过,由于封建理学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变化未能突破当时的传统社会模式。     

明清小说词语释义商补

本文结合同时期的文献材料,补充解释了明清小说中的词语13条,对当前一些工具书或文章中释义疏漏之处试作补充。     

明代乡贤书写中“孝”的文本建构及嬗变--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

明代乡贤传“孝”的书写形式分为两部分,即明代以前孝子的“哭亲守墓”模式与明代孝子的“现世奉养”模式。“哭亲守墓”源于晋唐正史人物传记的书写手法,“现世奉养”则是明代士人对本朝孝子的“形塑”。这两种模式被乡贤传作者整合于一本传记之中,既统一于“孝”又具有各自的时代性。《金华先民传》对浦江郑氏孝义一族的书写正是“孝”表现形式历时性变化的代表。这种“孝”书写形式的变化,通过乡贤传记的传播及其教化作用影响了明代地方乡里实践。